2026年，适逢西阴遗址发掘一百周年。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坐落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尉郭乡西北角的西阴村挥下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田野考古的第一铲，从这片黄土层垒之中，一批绘制着圆点、弧边三角与曲线组合的彩陶破土而出，后来被命名为“西阴纹”。

　　7月20日，，山西考古博物馆推出专题展览《花开西阴——汾河流域的史前彩陶》。为什么先民要在陶器上绘制花卉?那些或写实或抽象的游鱼和飞鸟，隐藏着怎样的思维密码?一朵盛开在陶盆上的“花”，又如何与“华夏”之名产生了关联?记者走进展厅，循着彩陶上的纹脉，探寻这场跨越7000年的文明谜题。

一抹红 划开洪荒

　　距今7000年前，晋南地区的枣园文化先民烧制出了一批特殊的陶器。乍一看，它们和普通的红陶并没有太大区别，但如果凑近仔细观察，会在口沿处发现一圈极浅的红褐色带状纹饰——正是这圈纹饰，为山西史前彩陶文化的繁荣画上关键一笔。

　　“这一圈彩带纹，放在整个彩陶史上看，略显稚拙质朴。”山西考古博物馆讲解员徐如柏告诉记者，“当时的先民对绘画技巧、颜料性能的掌握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即便如此，它仍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器物已经从实用功能，升华为符号化的表达。”

　　为什么说这一步如此关键?一件标准的“彩陶”是这样诞生的：先在陶坯上先用矿物颜料绘制纹饰，再入窑高温烧制，颜料经烧制与器表融为一体，色彩可以历经数千年而不剥落。也就是说，7000年前的先民在动笔之前，已经对矿物颜料的耐热性、窑火的温度控制有了基本的认知——他们不是在陶器上“涂鸦”，而是在完成一套有技术门槛的工艺流程。

　　在展品中，有一件名为“陶锉”的器物格外引人遐想——它的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类似细沙粒的粗糙纹理，像一把远古的“锉刀”。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徐如柏介绍，关于陶锉的用途目前有多种推测：可能用作去除污垢的洗手用具，可能用于鞣制皮革，也可能用来平整陶器表面。无论最终答案如何，其表面这些密布的凹点，一定是发挥功能的关键所在。一件用途成谜的工具，让7000年前先民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可感可触。

　　如果说一道彩带和一件陶锉只是“初试身手”，到了东庄类型时期，先民的创造力开始井喷。展厅中一件“对顶三角纹彩陶盆”颇为抢眼：器腹部位绘制着规整的几何纹样。“很多考古学家认为，先民是从自然中提取元素，再转化为几何纹饰。这说明那时的人已经具备了提炼和转化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再照搬自然了。”徐如柏告诉记者，湖边三角纹和类花瓣的元素，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萌芽，预示着彩陶繁盛时代的即将到来。

一朵花 名归华夏

　　距今5800至53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汾河流域的彩陶迎来了最华丽的篇章。黑彩成为主流，兼施红彩、白彩，花卉纹、变体动物纹和各类几何纹饰竞相登场。出土于临汾桃园遗址的一件“花卉纹彩陶盆”，圆点纹与弧边三角纹巧妙组合，看上去宛如花瓣舒展、花卉盛放，是整个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珍品之一。“对比其他遗址的同类器物，桃园这批彩陶的绘画手法和技巧都特别成熟，构图流畅，技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徐如柏介绍。

　　这朵盛开在陶器上的“花”，藏着一个更大的文化密码——它与“华夏”之名息息相关。1985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山西侯马写下四句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其中“华山玫瑰”，指的就是华山脚下仰韶文化西阴文化中以玫瑰花为母题纹饰的彩陶。

　　关于“华”与“花”的渊源，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郑媛在采访中解释道：“有学者推测，“华”字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都与花朵的“花”存在关联，“华夏”之“华”与“花朵”之“花”，或许本源本义相通。”

　　那些鲜艳的色彩从何而来?2025年，西阴遗址出土了成套彩陶制作相关的工具，颜料调色盘、研磨石、研磨盘及赤铁矿石等，揭开了远古“颜料工厂”的面纱。完整的制陶流程大致分四步：筛选陶土、制作陶坯并阴干;用石磨棒把矿物颜料磨成细粉，在颜料调色盘上调配，大部分调色盘是用陶器残片做的;在阴干的陶坯上绘制纹饰;最后入窑烧制。黑彩的原料主要是以赤铁矿、软锰矿等矿物为主的混合物，红彩多为赤铁矿经高温烧制显色，白彩则来自石英类矿物如石膏等。

　　2025年西阴遗址在第三次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高圈足彩陶盆，正是西阴纹的代表作。“这件器物器型和纹饰组合及配色都比较少见。我们采用了3D打印这种可逆修复技术，既能呈现完整器型，又能让观众看到内壁情况。”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武卓卓告诉记者。提到纹饰，还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西阴纹”。1926年李济先生在西阴遗址发现了一批其他地区从未见过的纹饰，以曲线、圆点与弧边三角组合为特征，便将其命名为“西阴纹”，这是目前国内西阴文化彩陶中唯一一种以遗址命名的彩陶纹饰。

一彩易 礼器初成

　　绚烂之后，彩陶将走向何方?仰韶文化晚期，晋南核心区的彩陶逐渐失色，纹饰趋于简单，仅余几圈黑色环纹。在展览现场，展柜中的彩陶小口罐与前一区域的繁花似锦形成强烈反差。

　　“一个可能是文化本身走向了衰落。另外，制陶技术也在变化——仰韶晚期开始出现灰陶，质地比红陶更坚硬，实用主义占了上风。也可能当时人们的生活理念发生了变化，不再那么注重形式上的美了。”徐如柏讲解道。

　　但在核心区之外，晋中地区的“义井类型”依然延续着独特的彩陶传统，出土了带有网格纹、背向对勾纹的器物，与内蒙古中南部等周边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交融特征。

　　到了距今约4300至3800年的陶寺时期，传统彩陶几乎从社会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彩绘陶”——先烧制成器，再在表面作画。彩陶与彩绘陶，一字之差，工艺路线截然不同：前者“先画后烧”，颜料经高温烧结与器表融为一体，历久弥新;后者“先烧后画”，颜料只附着于表面，容易剥落。

　　“彩绘陶器物多出自高等级贵族墓葬中。”武桌桌表示，这类烧成后施彩的彩绘陶，烧制火候较低，工艺相对简单，“它已经不再是日常使用的生活器具了，而是礼器、祭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彩绘’这种装饰形式，变成了社会地位与礼仪制度的表达。”

一花扬 声闻四野

　　彩陶不仅承载着先民的审美与信仰，还见证了一场史前规模宏大的文化传播。

　　关于这一时期的彩陶传播范围，郑媛在采访中向记者描绘了一幅宏阔的图景：“北到阴山，南到长江流域，东到沿海地区，西到甘青。就在这么一大片的区域里，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发现了有这种花卉纹的彩陶，或者说有这种因素在对对方产生影响。”她特别强调，这不仅仅是器物的交换，而是成体系的文化传播。展厅中一件借展自内蒙古张毛屋宿遗址的“花卉纹彩陶盆”印证了这一点——这是目前发现纬度最高的包含西阴文化因素的彩陶盆，纹饰与汾河流域彩陶高度相似，细节上又保留本地特色。

　　为什么这个区域能有如此强大的辐射力?郑媛院长引用了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理论来解释：“当时的陕晋豫交界区域，文化、政治可能都很发达，对周边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她说，红山文化在西辽河流域，大汶口文化在山东沿海，良渚文化在长江流域，而仰韶文化所处的中原核心区域，就是这朵“重瓣花朵”的“花心”，所以有学者把这一阶段称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从汾河谷地第一道的彩带纹，到盛放九州的“华夏之花”，再到陶寺墓葬中的彩绘礼器，7000年彩陶之路，恰似一曲文明的咏叹。

(杨志敏)

　　2026年，适逢西阴遗址发掘一百周年。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坐落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尉郭乡西北角的西阴村挥下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田野考古的第一铲，从这片黄土层垒之中，一批绘制着圆点、弧边三角与曲线组合的彩陶破土而出，后来被命名为“西阴纹”。

　　7月20日，，山西考古博物馆推出专题展览《花开西阴——汾河流域的史前彩陶》。为什么先民要在陶器上绘制花卉?那些或写实或抽象的游鱼和飞鸟，隐藏着怎样的思维密码?一朵盛开在陶盆上的“花”，又如何与“华夏”之名产生了关联?记者走进展厅，循着彩陶上的纹脉，探寻这场跨越7000年的文明谜题。

一抹红 划开洪荒

　　距今7000年前，晋南地区的枣园文化先民烧制出了一批特殊的陶器。乍一看，它们和普通的红陶并没有太大区别，但如果凑近仔细观察，会在口沿处发现一圈极浅的红褐色带状纹饰——正是这圈纹饰，为山西史前彩陶文化的繁荣画上关键一笔。

　　“这一圈彩带纹，放在整个彩陶史上看，略显稚拙质朴。”山西考古博物馆讲解员徐如柏告诉记者，“当时的先民对绘画技巧、颜料性能的掌握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即便如此，它仍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器物已经从实用功能，升华为符号化的表达。”

　　为什么说这一步如此关键?一件标准的“彩陶”是这样诞生的：先在陶坯上先用矿物颜料绘制纹饰，再入窑高温烧制，颜料经烧制与器表融为一体，色彩可以历经数千年而不剥落。也就是说，7000年前的先民在动笔之前，已经对矿物颜料的耐热性、窑火的温度控制有了基本的认知——他们不是在陶器上“涂鸦”，而是在完成一套有技术门槛的工艺流程。

　　在展品中，有一件名为“陶锉”的器物格外引人遐想——它的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类似细沙粒的粗糙纹理，像一把远古的“锉刀”。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徐如柏介绍，关于陶锉的用途目前有多种推测：可能用作去除污垢的洗手用具，可能用于鞣制皮革，也可能用来平整陶器表面。无论最终答案如何，其表面这些密布的凹点，一定是发挥功能的关键所在。一件用途成谜的工具，让7000年前先民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可感可触。

　　如果说一道彩带和一件陶锉只是“初试身手”，到了东庄类型时期，先民的创造力开始井喷。展厅中一件“对顶三角纹彩陶盆”颇为抢眼：器腹部位绘制着规整的几何纹样。“很多考古学家认为，先民是从自然中提取元素，再转化为几何纹饰。这说明那时的人已经具备了提炼和转化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再照搬自然了。”徐如柏告诉记者，湖边三角纹和类花瓣的元素，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萌芽，预示着彩陶繁盛时代的即将到来。

一朵花 名归华夏

　　距今5800至53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汾河流域的彩陶迎来了最华丽的篇章。黑彩成为主流，兼施红彩、白彩，花卉纹、变体动物纹和各类几何纹饰竞相登场。出土于临汾桃园遗址的一件“花卉纹彩陶盆”，圆点纹与弧边三角纹巧妙组合，看上去宛如花瓣舒展、花卉盛放，是整个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珍品之一。“对比其他遗址的同类器物，桃园这批彩陶的绘画手法和技巧都特别成熟，构图流畅，技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徐如柏介绍。

　　这朵盛开在陶器上的“花”，藏着一个更大的文化密码——它与“华夏”之名息息相关。1985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山西侯马写下四句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其中“华山玫瑰”，指的就是华山脚下仰韶文化西阴文化中以玫瑰花为母题纹饰的彩陶。

　　关于“华”与“花”的渊源，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郑媛在采访中解释道：“有学者推测，“华”字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都与花朵的“花”存在关联，“华夏”之“华”与“花朵”之“花”，或许本源本义相通。”

　　那些鲜艳的色彩从何而来?2025年，西阴遗址出土了成套彩陶制作相关的工具，颜料调色盘、研磨石、研磨盘及赤铁矿石等，揭开了远古“颜料工厂”的面纱。完整的制陶流程大致分四步：筛选陶土、制作陶坯并阴干;用石磨棒把矿物颜料磨成细粉，在颜料调色盘上调配，大部分调色盘是用陶器残片做的;在阴干的陶坯上绘制纹饰;最后入窑烧制。黑彩的原料主要是以赤铁矿、软锰矿等矿物为主的混合物，红彩多为赤铁矿经高温烧制显色，白彩则来自石英类矿物如石膏等。

　　2025年西阴遗址在第三次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高圈足彩陶盆，正是西阴纹的代表作。“这件器物器型和纹饰组合及配色都比较少见。我们采用了3D打印这种可逆修复技术，既能呈现完整器型，又能让观众看到内壁情况。”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武卓卓告诉记者。提到纹饰，还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西阴纹”。1926年李济先生在西阴遗址发现了一批其他地区从未见过的纹饰，以曲线、圆点与弧边三角组合为特征，便将其命名为“西阴纹”，这是目前国内西阴文化彩陶中唯一一种以遗址命名的彩陶纹饰。

一彩易 礼器初成

　　绚烂之后，彩陶将走向何方?仰韶文化晚期，晋南核心区的彩陶逐渐失色，纹饰趋于简单，仅余几圈黑色环纹。在展览现场，展柜中的彩陶小口罐与前一区域的繁花似锦形成强烈反差。

　　“一个可能是文化本身走向了衰落。另外，制陶技术也在变化——仰韶晚期开始出现灰陶，质地比红陶更坚硬，实用主义占了上风。也可能当时人们的生活理念发生了变化，不再那么注重形式上的美了。”徐如柏讲解道。

　　但在核心区之外，晋中地区的“义井类型”依然延续着独特的彩陶传统，出土了带有网格纹、背向对勾纹的器物，与内蒙古中南部等周边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交融特征。

　　到了距今约4300至3800年的陶寺时期，传统彩陶几乎从社会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彩绘陶”——先烧制成器，再在表面作画。彩陶与彩绘陶，一字之差，工艺路线截然不同：前者“先画后烧”，颜料经高温烧结与器表融为一体，历久弥新;后者“先烧后画”，颜料只附着于表面，容易剥落。

　　“彩绘陶器物多出自高等级贵族墓葬中。”武桌桌表示，这类烧成后施彩的彩绘陶，烧制火候较低，工艺相对简单，“它已经不再是日常使用的生活器具了，而是礼器、祭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彩绘’这种装饰形式，变成了社会地位与礼仪制度的表达。”

一花扬 声闻四野

　　彩陶不仅承载着先民的审美与信仰，还见证了一场史前规模宏大的文化传播。

　　关于这一时期的彩陶传播范围，郑媛在采访中向记者描绘了一幅宏阔的图景：“北到阴山，南到长江流域，东到沿海地区，西到甘青。就在这么一大片的区域里，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发现了有这种花卉纹的彩陶，或者说有这种因素在对对方产生影响。”她特别强调，这不仅仅是器物的交换，而是成体系的文化传播。展厅中一件借展自内蒙古张毛屋宿遗址的“花卉纹彩陶盆”印证了这一点——这是目前发现纬度最高的包含西阴文化因素的彩陶盆，纹饰与汾河流域彩陶高度相似，细节上又保留本地特色。

　　为什么这个区域能有如此强大的辐射力?郑媛院长引用了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理论来解释：“当时的陕晋豫交界区域，文化、政治可能都很发达，对周边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她说，红山文化在西辽河流域，大汶口文化在山东沿海，良渚文化在长江流域，而仰韶文化所处的中原核心区域，就是这朵“重瓣花朵”的“花心”，所以有学者把这一阶段称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从汾河谷地第一道的彩带纹，到盛放九州的“华夏之花”，再到陶寺墓葬中的彩绘礼器，7000年彩陶之路，恰似一曲文明的咏叹。

(杨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