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时任兴县电视台台长、现任党史办主任的牛亚平像往常一样，到自家村子对面、石岭子村的几孔大窑洞里转悠。兴县是革命老区，遍地革命文物，历史系毕业的牛亚平一直就对这段红色历史很感兴趣、颇有研究，早就养成了到处转转、看看、听听的习惯。

　　这几孔大窑洞，从小牛亚平就常和小伙伴在里面玩，长大以后才知道，这里原来是大生产运动前、

　　一二○师政治部招待所所在地，当年招待过诸多南来北往、到晋绥革命根据地来办事探访的人们。牛亚平已经来过多次，招待所里也没啥文物留存，此次前来，就是缅怀而已。

　　牛亚平蹲在门口抽烟，思索着下一步到哪个老乡家再聊聊、搜集搜集晋绥根据地资料。十月份的兴县还不太冷，午后的阳光跳跃过草垛，跳跃过窗户，跳进了窑洞。一个不经意的抬头，忽然间，牛亚平发现，墙壁上似乎有个字。

　　他搬来梯子，凑近一看。

　　“饿”。

　　繁体的、手写的、黑色的“饿”字，像一枚钉子，经过多年烟熏火烤，早已和墙壁颜色融为一体，如果不仔细分辨，根本看不出来。

　　第三天，贺龙元帅之女贺晓明和段云之子段飞就闻讯赶到了这个土山坡。和他们一同前来的，还有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与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及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修复师。这块壁画泥坯，被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土窑洞的粗沙层和白灰层中揭取下来，带到了北京。

　　几个月后，修复后的这个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一同展出的，还有晋绥革命根据地那段艰难的岁月。

　　1939年以后，饿，是吕梁山这方土地上所有人共同的状态。

　　吕梁山，是绵延于黄河东岸黄土高原上群山的统称。“吕，脊骨也;梁，脊梁也”，脊梁是支撑，脊梁也是奉献，吕梁地处晋西北，十年九旱，土地贫瘠，艰苦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出了吕梁人顾全大局、自强不息的气质和品格。千百年来，这种独特的气质和品格，镌刻在这里的每一寸山水、每一方土地之上。

　　这里曾建立了较早的党组织，这里曾走出了最小的中央委员贺昌，这里还是山西第一支由中共山西省委直接领导创建的工农革命武装诞生的地方。1931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就成立在吕梁山南麓，成为中国北部首支拥有正式番号的红军队伍。面对着国民党成团成师的大部队围剿，游击队始终没有动摇，伴随着“吕梁山上红旗飘，红军诞生在今朝。马恩列斯为导师，共产主义是目标。队前宣誓决心表，革命到底不动摇”的激昂誓词，机动转战于吕梁山区，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吕梁渐成燎原之势。1936年，吕梁黄河沿岸的红军东征，再一次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9月，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一二○师进抵晋西北管涔山地区，与中共地方组织相结合，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取得平型关大捷后，在五台分兵，林彪、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一部，由晋东北南移进抵吕梁山地区，与中共地方组织相结合，创建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11月，罗荣桓、陈光奉命率一一五师一部向山东进发，1939年3月开进山东。晋西南地区由陈士榘率八路军陈支队继续坚持抗日斗争。1938年7月，李井泉率八路军一二○

　　师大青山支队向绥远大青山进军，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随后，晋西北、晋西南、大青山三块根据地统一为一个大战略区，统称晋绥革命根据地，又称晋绥边区。晋绥革命根据地的辖区面积时有变化，到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共辖75个县(旗)市，面积为1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边区领导机关长期驻于吕梁兴县，晋绥军区司令部和晋西北行政公署(后改名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在蔡家崖乡蔡家崖村内，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驻扎在蔡家崖乡北坡村。

　　从这一时期起，这个位于吕梁山西麓，北依元宝山，南临蔚汾河，东离兴县县城7.5公里，西临滔滔黄河15公里，距省城太原277公里，依山傍水风景独特的兴县蔡家崖，就成为当时晋绥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时人誉称为“小延安”。晋绥军区司令部和晋绥行政公署就在蔡家崖东西两座大院子里，这个澎湃着战斗精神的根据地，原本是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的宅院和花园，当地人称“花园院”，牛友兰主动捐献给了司令部和行署。晋绥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贺龙、关向应、林枫、续范亭等同志长期生活和战斗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先后到访。著名的晋绥干部会议就在这里的礼堂召开，毛主席在这里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等重要文献，并亲笔题写了土地改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总政策。

　　我去花园院参观的时候，正是刚下过雪的冬天。雪地靴踩在厚厚的积雪上，发出吱呀的响声，越发显得这个院子的静谧。与想象中的贫穷落后不一样，这个院子非常大，也非常漂亮。行政公署院子大门是西式建筑，用砖墙砌成尖顶，内里有石拱、窑洞、砖包大门、起脊瓦房、盖瓦歇厦等中式建筑物，中西合璧，造型独特，院子的正北面为前带插廊倚山建造的6孔石窑洞，西北石窑为军区司令部增建的礼堂，西南有警卫排住房瓦房8间，正中是由六棵柳树和石桌、石墩组成的六角形状的“六柳亭”，又名“六角亭”，由贺龙元帅亲自设计、亲自栽树而成，亭子刷成鲜亮的红色，像冬天里的火焰，和青石白墙一起，庄严又温暖，院中篱落疏疏、大树参天，想来春夏的时候一定是花团锦簇、绿意盎然的。院外的台阶上坐着几个晒太阳的老人，他们说，花园院的院里院外，流传着许多晋绥领导人的故事，父辈们讲起元帅将军的轶事来，亲切地如同讲起自家兄长一样。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旧址在北坡村依山而建，围绕着村子至高点均匀分布，现存四处整齐的院落，占地约三万平方米，均为清代窑洞建筑，每个院子都有暗道通往最高的一层。这里驻扎着书记办公室、宣传部、组织部、社会部、经济总局、晋绥日报旧址等机关，洞内陈设简单，不过一桌一床一柜而已，但整体设计简朴而独具匠心，每处窑洞外都有暗红色的柱子支撑着青色飞檐，沿着各色石砖铺成的台阶拾级而上，那浸润了时光的拱形大门和半圆窗棱以及长长的檐廊、滚滚的石碾，就会一一映入眼帘，仿佛在诉说着这些院落悠久的历史，似乎可听到当年战士们的笑语。从最高处往外看，茫茫群山尽收眼底，山脚村落烟气缭绕，豪迈之气会从心底油然而生：在这里，没有什么征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任何突破不了的难关!

　　在晋绥边区政府及军区司令部的领导下，吕梁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成为了华北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还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最先开始、最先发展、最先胜利的地方，是八路军挺进山西、实行对日抗战的“立足点”和发展抗战的“出发地”。

　　也正是因为如此，抗战进入相持阶段，193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与日军勾结起来，对根据地实行了严酷的经济封锁。这一地区本来就物资匮乏，十年九旱，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长期盘剥，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摧残和挤压，农业、工业、商业很快就陷入了崩溃的境地。据1940年的统计数据，与战前1937年相比，农业劳动力减少三分之一;牛减少百分之六十，骡驴减少百分之八十，羊减少百分之六十，猪减少百分之八十以上;耕地面积减少百分之十六;山地粮食产量下降三分之一以上，棉花总产仅为抗战前的百分之三，胡麻、烟叶、药材产量大为减少。工业方面，临县民间纺织业原有改良机两百多架，土机两千多架，完全停顿，洋布占入口货总值百分之六十;瓷业、煤炭产量减少一半以上，造纸业产量减少百分之六十以上;油坊、粉坊、酒坊、麻坊、皮革等手工业遭到很大破坏，减少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之1939年农业歉收，贸易停滞，币值下降，物价腾涨，那个“饿”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并深深镌刻于墙上，镌刻进了当时当地，每个人的心中。

　　因为这个“饿”字，牛亚平曾采访过诸多还健在的晋绥干部群众。据他们回忆，1941年晋绥根据地一共被扫荡了17次，到最后完全没有任何粮食，大家只能捡一些黑豆来吃，连学校里也只能每个人每天供给七两黑豆，黑豆下火去热但不能充饥，很多人就这样得了夜盲症。当时战斗剧社有七个小孩生了病，到了医院一瞧，孩子们根本没有啥毛病，就是饿的。政府特批了200斤白面，让他们在大锅里喝白面糊糊，一周后，孩子们都好了，又变得生龙活虎起来。就连军区也一样，有一次会议，所有人都饿得坐也坐不住，最后是集体睡在炕上开的。1940年过年的时候，司令部和行署的高级领导们，也只吃了顿胡萝卜大葱饺子，就算过了个不错的节。大生产运动从1943年开始，吕梁山不种麦子，生产不了白面，玉米、小米、豆面等小杂粮后来经过广泛种植产量提高，相对来说好过一点，但直到抗战胜利后，所有的战士仍是每天仅仅能够糊口而已。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千百年来就一直是个问题。饥荒、灾害、战争，时时刻刻都在觊觎着中国人的饭碗。

　　我们“80后”虽然没有经历过饥饿，但生活中仍然残存着饥饿的影子。小时候我常在老家玩，大伯家的后院和爷爷家有一条相连的水渠，那时我经常从大伯后门穿过来，穿过这条小水渠，到爷爷的院里喊他吃饭，从来没有想过这条水渠是做什么的。大伯去世的时候，听父亲和村里的老人讲古，我才知道，这条不起眼的水渠，竟然是爷爷用来养活父亲他们兄弟几个的渠道。大伯的院子原本是公社用来加工供给供销社的基地，公社收了红薯以后，就在这里制作粉面、粉条、凉粉，薯渣子则用来喂猪。爷爷买不起，就偷偷挖了这条渠，把制粉剩下的废水引到自己家中，然后用这些含淀粉和各种沉淀物的水，积少成多，做成凉粉或者粉面，一口一口地改善着几个孩子的生活，养活着大伯和父亲兄弟六个。脏吗?有土吗?有虫子吗?不重要，吃饱最要紧。1955年出生的父亲也常说，在他小时候，只有过生日时能吃一个鸡蛋，过年时才能吃上猪肉。

　　这些饿肚子的历史悲壮地写满了中国解放和发展的道路，然而更悲壮的是，尽管连饭都吃不饱，也没有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坚持吃苦耐劳、向着饥饿宣战、要中华民族崛起、要自己过上好日子的愿望。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施，1996年，我国粮食生产首次迈上5亿吨台阶，实现粮食基本自给。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聚焦“三农”，2006年，取消延续2600年的农业税。到2020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实现十七连丰，人均粮食占有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9公斤增长到474公斤，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数千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吃饭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中国人牢牢端住了手中的饭碗，生活质量和营养水平显著提升，粮食安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再也不用遭受祖辈曾经受过的苦了。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也许这份热爱，这份深情，这份美好的愿望，就是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五千年来文明绵延不息、摆脱苦难最重要的原因吧!

　　这份热爱，这份深情，这份美好的愿望从始至终贯穿在晋绥这方热土上每个人的心中。早在1937年，任战动总会吕梁兴县分会经济部长的兴县黑峪口村人刘少白，为了稳定晋西北的金融和物价，就在晋西北区党委的决定下，筹备开办了兴县农民银行。在刘少白的动员下，当时不到十万人口的兴县，有100余户有关人士入股，最后共筹集股金五万多元银元、700多石粮食，保证了兴县农民银行所需资金，为银行发行纸币奠定了信用基础。1937年12月，兴县农民银行在兴县县城内正式宣布开业，同时发行面额有1角、2角、5角、1元四种的“兴农币”，到1940年，兴县农民银行共发行兴农币233.02万元，大部分用来解决八路军等抗日武装的军费需要，少部分用来发展生产办工厂、办商店。1940年5月，经晋西北行政公署决定，在兴县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北农民银行，同时在石楞则村组建了洪涛印刷厂，印刷厂实为铸币厂，为了保密以朔州境内的洪涛山命名。今天的中国人民银行，就是由西北农民银行、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组建的。

　　在成立兴县农业银行时，牛友兰就拿出他的积蓄25000元、粮食150担，作为银行的启动基金。等到八路军120师开赴到吕梁地区时，已经捐献出自己“花园院”的牛友兰看到红军早在还身穿单衣单裤，又把自己复庆永商号的全部股东召集来，与大家商量之后，将商号里的布匹、棉花以及毛巾袜子肥皂等拿出来，给战士们做了棉衣棉裤，配备了日常用品，武装了抗日队伍。为了解决边区人民物资匮乏的困难，牛友兰还拿出1万银元，在复庆永的基础上，创办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合作社生产部组织群众纺线织布，营业部经销棉花、食盐、煤油灯等生活用品。后来生产部改名为蔚汾纺织厂，又发展成晋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厂。牛友兰一直担任晋西北纺织厂的厂长和经理，直到1941年调离。临走时他没有带走公司的任何财物，包括建厂时投入的1万银元。在整个抗战时期，牛友兰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拿出来，先后捐款3.5万银元，捐粮2万多公斤，还有棉花、布匹、毛巾等大量生活日用品，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刘少白和牛友兰只是千千万万吕梁人民的代表。数年抗战，吕梁山上的老百姓，一直是八路军抗击侵略者的坚强后盾。在蔡家崖“小延安”的领导下，在广大吕梁人民的支持下，依靠吕梁山这一屏障，以兴县为核心地带的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天然地成为了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坚固屏障和后勤保障基地，晋绥革命根据地一天天发展壮大，陆续建有被服厂、发电厂、兵工厂等工业，成为了革命经费的主要来源地之一。不仅如此，为了方便人员、物资、文件运送，晋绥边区还设有一条地下红色运输线，每隔60至80里设置一个兵站，有的兵站还设在敌占区。兵站为各根据地去延安的党、政、军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时候甚至派人帮着背行李，一站一站接力护送。刘少奇、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等许多党政军领导同志以及党的七大代表去延安，均由晋绥边区兵站负责保障。可以说，晋绥边区的兵站交通网为保障党中央与各大根据地的顺畅联系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延安通往各解放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党中央战略转移的重要依托地。

　　据统计，当年晋绥边区支援中央的经费占到边区的财政一半以上，而吕梁几个专区又占到边区支援中央经费的70%，1943年这一年上缴中央的经费甚至占到了吕梁各县财政总收入的81%。到了抗战胜利前夕，晋绥边区，尤其是曾经贫穷落后的吕梁山区，被各根据地的人们称为“东方的乌克兰”，为日后的解放战争，赢得全国的解放做了有力的后勤保障。整个抗战期间，晋绥边区军民作战2.8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0.7万余人，俘虏两万余人，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先后有5万名八路军战士和11万余名老百姓的鲜血，洒遍了晋绥边区的原野，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多年的斗争当中，可敬可爱的晋绥人民，用血泪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涌现出无数民兵英雄。著名作家马烽和西戎当时是晋绥大众报的记者，就住在北坡，1945年春，晋绥边区召开了第四届群英大会，表彰抗日战争期间涌现出的124位民兵英雄，其中有神枪手，有破击英雄，还有锄奸模范等。表彰结束后，大众报准备一一介绍这些英雄人物，但限于版面，没法刊登，马烽和西戎遂决定把这些材料糅合在一起，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三个多月后，小说面世，立即引发巨大的轰动，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吕梁英雄传》。《吕梁英雄传》中就提到军民创造了明的、暗的、软的、硬的各种战法，组织了“变工爆炸”“劳武结合”，粉碎了敌人的“蚕食政策”“怀柔政策”“三光政策”，以及数次“强化治安”等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根据地发展壮大、将敌统区挤得日益缩小由面变成线，由线变成孤立的据点，把晋绥解放区保卫得铜墙铁壁的历史。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伴随着新中国建设的铿锵脚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滚滚春潮，一篇篇新时代的吕梁英雄传持续在这方热土上谱写着。从2013年起，筚路蓝缕的吕梁人民，经过八年精准扶贫，五年集中攻坚，吕梁全市10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439个贫困村全部退出，5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吕梁的发展早已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曾经蔓延在这片土地上的饥饿、贫困、穷苦……渐渐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名词。

　　取而代之的是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美丽家园以及杂粮产业等等新名词。那曾经哺育过无数八路军战士的晋绥小米、黑豆、绿豆、谷子、高粱等杂粮，如今已发展成了兴县的著名品牌，还有了黑小米、羊肚菌、五色杂粮等新品种。实际上，“粟”(小米)等健康食品原本就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食物，兴县杂粮种植历史非常悠久，可追溯到唐代。这金色的、黑色的、绿色的珍贵食物啊，多少年来，不但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兴县人，在战争年代锻炼了八路军的体魄、八路军的军魂，更是在今天，带给兴县人富裕的新生活。就在2022年，兴县被命名为“山西杂粮之乡”“杂粮美食之乡”，全县杂粮种植面积突破40万亩，杂粮产业链产值已达10.24亿元，占农民种粮收入的83%，占农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的55%，辐射带动35296户10万多脱贫人口增收致富。杂粮，已成为全县农村的主导产业，强县富民产业。

　　未来，兴县还将围绕“山西小杂粮第一县”“中国小米之乡”的目标，建设全国现代杂粮种质种业聚集地、打造国内杂粮种业试验示范科技创新先行区;推动兴县现代种业的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和服务链;推进晋绥杂粮研究院、晋绥杂粮特色小镇建设;打造全国杂粮优质种业基地、试验示范创新基地、供应基地和培训实训基地;在杂粮试验的基础上持续推进杂粮深加工、打造特色杂粮品牌、建设综合农业产业基地;通过园区引领、龙头带动、品牌促动等方式，促进杂粮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真正把小杂粮产业培育成为老区人民增收致富共同富裕的大产业。

　　“我生在一个小乡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小米饭把我养大，风雨中叫我做人……”吕梁的风骨铮铮有声，革命的奉献无怨无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浇灌而成的吕梁精神，艰苦奋斗是它的基石，顾全大局是它的核心，自强不息是它的精髓，勇于创新是它的灵魂。为了铭记这份吕梁精神，1962年，当年的花园院，成为了专门负责晋绥边区政府及军区司令部旧址建筑遗存日常保护、旅游接待等工作的常设专职保护机构—“晋绥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1979年又正式改名为“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旧馆)。

　　2011年11月21日，在晋绥边区革命纪念旧馆的基础上，位于西南侧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新馆正式开馆，项目总投资1826万元，总占地面积20677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2974平方米，布展面积6630余平方米，陈列展览共分晋绥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贡献、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晋陕联环保卫党中央、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光辉的历程前行的足迹、不忘初心走向未来六大部分，收藏有反映晋绥边区革命斗争史的图片、文字、实物等珍贵文物史料4300件，采用了蜡像复原、幻影场景等声光电现代多媒体展示手段，是全国唯一的全面反映晋绥党政军民12年光辉斗争史的多功能、综合性的革命纪念馆。新馆大厅正中安放着贺龙元帅的大型雕塑，背后及左右墙壁上是几幅刻有战士们英勇杀敌情景的浮雕，展馆中有毛泽东用过的笔砚、贺龙的文件包、林枫的马鞑子、以及边区军民用过的兵器、工具、衣物、粮票等等文物，多年来牛友兰收集的晋绥革命根据地口述史、照片、实物等资料，也有了新的去处，在这里进行着展出……每一件革命文物背后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每一段厚重的历史都是吕梁山的英雄儿女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吕梁精神的真实写照。

　　纪念馆的成立，受到了党和国家、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了馆名，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视察。2017年

　　6月2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从北京直飞吕梁，随后驱车一个半小时来到兴县蔡家崖，参观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向革命烈士敬献了花篮。自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以来，纪念馆红色旅游出现井喷式态势，全国各地的人们跟随领袖的足迹来到兴县，来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党政机关、媒体单位、国有企业、旅行社等参观团体络绎不绝，他们来这里或采风创作、或参观学习、或缅怀先烈并接受革命传统再教育。如今，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是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宣部公布的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之一，是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是山西省“十佳文明景区”之一，也是省、市、县命名的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国防教育基地。

　　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兴县一周年之际，太原火车站“蔡家崖号”小火车开通，从此结束了沿途兴县临县岚县不通客运列车的历史，兴县的小杂粮、羊肚菌、煤炭乃至红色旅游，都有了新的依托。每个阳光灿烂的清晨，熙熙攘攘的太原火车站，都会有一辆绿皮小火车哐当哐当地开出，载着春天的希望、夏天的微风、秋天的收获、冬天的种子，开往兴县蔡家崖。我们到兴县的这一天，大雪封山，高速封路，大家正是坐着这辆蔡家崖号前往蔡家崖的。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从太原上车时还觉得很冷，火车上反而好很多，因为脚下就是暖风，耳边就是人群的热闹。在吕梁民歌的伴随中，我们一路穿越人迹罕至的吕梁山脉，沿途风景如画，竟然还有一只狐狸，瞪着圆圆的眼睛，顶着油光水滑的皮毛，在大山的缝隙间跳出来，目送着我们，渐渐远去。

　　2022年，著名歌手王二妮、石占明发行歌曲《梦回蔡家崖》，蔡家崖的故事，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在北坡村五色斑斓的石头铺就的斜街上，在造型古朴的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西戎马烽写《吕梁英雄传》的院子里，面对着黄河青山，王二妮唱：“那一年你栽下的红星杨已发新芽，晋绥革命根据地驻扎在蔡家崖，五谷杂粮同在一个打谷场上打，从此您和咱村里人就住在一搭搭，就住在一搭搭……小米加步枪的战场上您把鬼子杀，老百姓把衣物干粮都往那前线拿，为了革命胜利您生死都不怕，您把人间最美的精神都留在了蔡家崖……”在雄伟的晋绥革命纪念馆，在红澄澄的高粱旁，在有着惨痛记忆的黑茶山，面对着蓝天白云，石占明唱：“这一天您踏着英雄的路来到了蔡家崖，咱老百姓日夜盼望您回到了家，您拉住老战士的手呀舍不得松开他，一句句那暖心话让俺们落泪花，让俺们落泪花……”在热闹的城市广场，在广阔的体育场，在小杂粮生产基地，在新崭崭的楼房前，在恢宏的酒泉醋业旁，在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在兴县旅游集散中心，面对着绿树繁花，两人大声唱“风里雨里您走过多少坑坑洼洼，老百姓才有了今天幸福的好年华，红土地上晋绥小杂粮种的那个满山崖，乡亲们盼望再回咱蔡家崖……”三个层面的“梦回”，每一段中的小杂粮，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兴县串联起来，牢牢地树立起了“晋绥边区首府，红色旅游兴县”的品牌形象。

　　当然，除了晋绥革命纪念馆、四八烈士纪念馆、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等红色旅游资源，兴县还有石楼山的石楼晚照、黑茶山的茶山积雪等十景闻名遐迩，石猴山、仙人洞美丽的自然风光也在四季各有不同的风姿。尤其是奇妙的仙人洞，洞口很小，仅容人侧身进入，洞中则别有洞天，溶洞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最大地厅面积达到1400多平方米，其中倒挂有万年历史、各类形状的钟乳石，堪称华北第一。其他还有仰韶文化遗址、明代砖塔等人文风光，无一不在彰显着兴县悠久灿烂的文化。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是情。黑茶山巍巍耸立，蔚汾河绕城而过，今天的兴县，云蒸霞蔚，碧草如茵，充满了智慧的创造,充满了努力的进取。这晋绥边区的首府，这蔡家崖上的“小延安”，正在从黑金地上重新崛起，变成包容的土地，繁荣的家园，秀美的故乡!

　　【朱伊文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2017年10月，时任兴县电视台台长、现任党史办主任的牛亚平像往常一样，到自家村子对面、石岭子村的几孔大窑洞里转悠。兴县是革命老区，遍地革命文物，历史系毕业的牛亚平一直就对这段红色历史很感兴趣、颇有研究，早就养成了到处转转、看看、听听的习惯。

　　这几孔大窑洞，从小牛亚平就常和小伙伴在里面玩，长大以后才知道，这里原来是大生产运动前、

　　一二○师政治部招待所所在地，当年招待过诸多南来北往、到晋绥革命根据地来办事探访的人们。牛亚平已经来过多次，招待所里也没啥文物留存，此次前来，就是缅怀而已。

　　牛亚平蹲在门口抽烟，思索着下一步到哪个老乡家再聊聊、搜集搜集晋绥根据地资料。十月份的兴县还不太冷，午后的阳光跳跃过草垛，跳跃过窗户，跳进了窑洞。一个不经意的抬头，忽然间，牛亚平发现，墙壁上似乎有个字。

　　他搬来梯子，凑近一看。

　　“饿”。

　　繁体的、手写的、黑色的“饿”字，像一枚钉子，经过多年烟熏火烤，早已和墙壁颜色融为一体，如果不仔细分辨，根本看不出来。

　　第三天，贺龙元帅之女贺晓明和段云之子段飞就闻讯赶到了这个土山坡。和他们一同前来的，还有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与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及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修复师。这块壁画泥坯，被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土窑洞的粗沙层和白灰层中揭取下来，带到了北京。

　　几个月后，修复后的这个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一同展出的，还有晋绥革命根据地那段艰难的岁月。

　　1939年以后，饿，是吕梁山这方土地上所有人共同的状态。

　　吕梁山，是绵延于黄河东岸黄土高原上群山的统称。“吕，脊骨也;梁，脊梁也”，脊梁是支撑，脊梁也是奉献，吕梁地处晋西北，十年九旱，土地贫瘠，艰苦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出了吕梁人顾全大局、自强不息的气质和品格。千百年来，这种独特的气质和品格，镌刻在这里的每一寸山水、每一方土地之上。

　　这里曾建立了较早的党组织，这里曾走出了最小的中央委员贺昌，这里还是山西第一支由中共山西省委直接领导创建的工农革命武装诞生的地方。1931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就成立在吕梁山南麓，成为中国北部首支拥有正式番号的红军队伍。面对着国民党成团成师的大部队围剿，游击队始终没有动摇，伴随着“吕梁山上红旗飘，红军诞生在今朝。马恩列斯为导师，共产主义是目标。队前宣誓决心表，革命到底不动摇”的激昂誓词，机动转战于吕梁山区，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吕梁渐成燎原之势。1936年，吕梁黄河沿岸的红军东征，再一次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9月，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一二○师进抵晋西北管涔山地区，与中共地方组织相结合，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取得平型关大捷后，在五台分兵，林彪、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一部，由晋东北南移进抵吕梁山地区，与中共地方组织相结合，创建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11月，罗荣桓、陈光奉命率一一五师一部向山东进发，1939年3月开进山东。晋西南地区由陈士榘率八路军陈支队继续坚持抗日斗争。1938年7月，李井泉率八路军一二○

　　师大青山支队向绥远大青山进军，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随后，晋西北、晋西南、大青山三块根据地统一为一个大战略区，统称晋绥革命根据地，又称晋绥边区。晋绥革命根据地的辖区面积时有变化，到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共辖75个县(旗)市，面积为1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边区领导机关长期驻于吕梁兴县，晋绥军区司令部和晋西北行政公署(后改名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在蔡家崖乡蔡家崖村内，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驻扎在蔡家崖乡北坡村。

　　从这一时期起，这个位于吕梁山西麓，北依元宝山，南临蔚汾河，东离兴县县城7.5公里，西临滔滔黄河15公里，距省城太原277公里，依山傍水风景独特的兴县蔡家崖，就成为当时晋绥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时人誉称为“小延安”。晋绥军区司令部和晋绥行政公署就在蔡家崖东西两座大院子里，这个澎湃着战斗精神的根据地，原本是开明绅士牛友兰先生的宅院和花园，当地人称“花园院”，牛友兰主动捐献给了司令部和行署。晋绥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贺龙、关向应、林枫、续范亭等同志长期生活和战斗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先后到访。著名的晋绥干部会议就在这里的礼堂召开，毛主席在这里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等重要文献，并亲笔题写了土地改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总政策。

　　我去花园院参观的时候，正是刚下过雪的冬天。雪地靴踩在厚厚的积雪上，发出吱呀的响声，越发显得这个院子的静谧。与想象中的贫穷落后不一样，这个院子非常大，也非常漂亮。行政公署院子大门是西式建筑，用砖墙砌成尖顶，内里有石拱、窑洞、砖包大门、起脊瓦房、盖瓦歇厦等中式建筑物，中西合璧，造型独特，院子的正北面为前带插廊倚山建造的6孔石窑洞，西北石窑为军区司令部增建的礼堂，西南有警卫排住房瓦房8间，正中是由六棵柳树和石桌、石墩组成的六角形状的“六柳亭”，又名“六角亭”，由贺龙元帅亲自设计、亲自栽树而成，亭子刷成鲜亮的红色，像冬天里的火焰，和青石白墙一起，庄严又温暖，院中篱落疏疏、大树参天，想来春夏的时候一定是花团锦簇、绿意盎然的。院外的台阶上坐着几个晒太阳的老人，他们说，花园院的院里院外，流传着许多晋绥领导人的故事，父辈们讲起元帅将军的轶事来，亲切地如同讲起自家兄长一样。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旧址在北坡村依山而建，围绕着村子至高点均匀分布，现存四处整齐的院落，占地约三万平方米，均为清代窑洞建筑，每个院子都有暗道通往最高的一层。这里驻扎着书记办公室、宣传部、组织部、社会部、经济总局、晋绥日报旧址等机关，洞内陈设简单，不过一桌一床一柜而已，但整体设计简朴而独具匠心，每处窑洞外都有暗红色的柱子支撑着青色飞檐，沿着各色石砖铺成的台阶拾级而上，那浸润了时光的拱形大门和半圆窗棱以及长长的檐廊、滚滚的石碾，就会一一映入眼帘，仿佛在诉说着这些院落悠久的历史，似乎可听到当年战士们的笑语。从最高处往外看，茫茫群山尽收眼底，山脚村落烟气缭绕，豪迈之气会从心底油然而生：在这里，没有什么征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任何突破不了的难关!

　　在晋绥边区政府及军区司令部的领导下，吕梁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成为了华北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还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最先开始、最先发展、最先胜利的地方，是八路军挺进山西、实行对日抗战的“立足点”和发展抗战的“出发地”。

　　也正是因为如此，抗战进入相持阶段，193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与日军勾结起来，对根据地实行了严酷的经济封锁。这一地区本来就物资匮乏，十年九旱，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长期盘剥，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摧残和挤压，农业、工业、商业很快就陷入了崩溃的境地。据1940年的统计数据，与战前1937年相比，农业劳动力减少三分之一;牛减少百分之六十，骡驴减少百分之八十，羊减少百分之六十，猪减少百分之八十以上;耕地面积减少百分之十六;山地粮食产量下降三分之一以上，棉花总产仅为抗战前的百分之三，胡麻、烟叶、药材产量大为减少。工业方面，临县民间纺织业原有改良机两百多架，土机两千多架，完全停顿，洋布占入口货总值百分之六十;瓷业、煤炭产量减少一半以上，造纸业产量减少百分之六十以上;油坊、粉坊、酒坊、麻坊、皮革等手工业遭到很大破坏，减少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之1939年农业歉收，贸易停滞，币值下降，物价腾涨，那个“饿”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并深深镌刻于墙上，镌刻进了当时当地，每个人的心中。

　　因为这个“饿”字，牛亚平曾采访过诸多还健在的晋绥干部群众。据他们回忆，1941年晋绥根据地一共被扫荡了17次，到最后完全没有任何粮食，大家只能捡一些黑豆来吃，连学校里也只能每个人每天供给七两黑豆，黑豆下火去热但不能充饥，很多人就这样得了夜盲症。当时战斗剧社有七个小孩生了病，到了医院一瞧，孩子们根本没有啥毛病，就是饿的。政府特批了200斤白面，让他们在大锅里喝白面糊糊，一周后，孩子们都好了，又变得生龙活虎起来。就连军区也一样，有一次会议，所有人都饿得坐也坐不住，最后是集体睡在炕上开的。1940年过年的时候，司令部和行署的高级领导们，也只吃了顿胡萝卜大葱饺子，就算过了个不错的节。大生产运动从1943年开始，吕梁山不种麦子，生产不了白面，玉米、小米、豆面等小杂粮后来经过广泛种植产量提高，相对来说好过一点，但直到抗战胜利后，所有的战士仍是每天仅仅能够糊口而已。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千百年来就一直是个问题。饥荒、灾害、战争，时时刻刻都在觊觎着中国人的饭碗。

　　我们“80后”虽然没有经历过饥饿，但生活中仍然残存着饥饿的影子。小时候我常在老家玩，大伯家的后院和爷爷家有一条相连的水渠，那时我经常从大伯后门穿过来，穿过这条小水渠，到爷爷的院里喊他吃饭，从来没有想过这条水渠是做什么的。大伯去世的时候，听父亲和村里的老人讲古，我才知道，这条不起眼的水渠，竟然是爷爷用来养活父亲他们兄弟几个的渠道。大伯的院子原本是公社用来加工供给供销社的基地，公社收了红薯以后，就在这里制作粉面、粉条、凉粉，薯渣子则用来喂猪。爷爷买不起，就偷偷挖了这条渠，把制粉剩下的废水引到自己家中，然后用这些含淀粉和各种沉淀物的水，积少成多，做成凉粉或者粉面，一口一口地改善着几个孩子的生活，养活着大伯和父亲兄弟六个。脏吗?有土吗?有虫子吗?不重要，吃饱最要紧。1955年出生的父亲也常说，在他小时候，只有过生日时能吃一个鸡蛋，过年时才能吃上猪肉。

　　这些饿肚子的历史悲壮地写满了中国解放和发展的道路，然而更悲壮的是，尽管连饭都吃不饱，也没有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坚持吃苦耐劳、向着饥饿宣战、要中华民族崛起、要自己过上好日子的愿望。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施，1996年，我国粮食生产首次迈上5亿吨台阶，实现粮食基本自给。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聚焦“三农”，2006年，取消延续2600年的农业税。到2020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实现十七连丰，人均粮食占有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9公斤增长到474公斤，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数千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吃饭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中国人牢牢端住了手中的饭碗，生活质量和营养水平显著提升，粮食安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再也不用遭受祖辈曾经受过的苦了。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也许这份热爱，这份深情，这份美好的愿望，就是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五千年来文明绵延不息、摆脱苦难最重要的原因吧!

　　这份热爱，这份深情，这份美好的愿望从始至终贯穿在晋绥这方热土上每个人的心中。早在1937年，任战动总会吕梁兴县分会经济部长的兴县黑峪口村人刘少白，为了稳定晋西北的金融和物价，就在晋西北区党委的决定下，筹备开办了兴县农民银行。在刘少白的动员下，当时不到十万人口的兴县，有100余户有关人士入股，最后共筹集股金五万多元银元、700多石粮食，保证了兴县农民银行所需资金，为银行发行纸币奠定了信用基础。1937年12月，兴县农民银行在兴县县城内正式宣布开业，同时发行面额有1角、2角、5角、1元四种的“兴农币”，到1940年，兴县农民银行共发行兴农币233.02万元，大部分用来解决八路军等抗日武装的军费需要，少部分用来发展生产办工厂、办商店。1940年5月，经晋西北行政公署决定，在兴县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北农民银行，同时在石楞则村组建了洪涛印刷厂，印刷厂实为铸币厂，为了保密以朔州境内的洪涛山命名。今天的中国人民银行，就是由西北农民银行、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组建的。

　　在成立兴县农业银行时，牛友兰就拿出他的积蓄25000元、粮食150担，作为银行的启动基金。等到八路军120师开赴到吕梁地区时，已经捐献出自己“花园院”的牛友兰看到红军早在还身穿单衣单裤，又把自己复庆永商号的全部股东召集来，与大家商量之后，将商号里的布匹、棉花以及毛巾袜子肥皂等拿出来，给战士们做了棉衣棉裤，配备了日常用品，武装了抗日队伍。为了解决边区人民物资匮乏的困难，牛友兰还拿出1万银元，在复庆永的基础上，创办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合作社生产部组织群众纺线织布，营业部经销棉花、食盐、煤油灯等生活用品。后来生产部改名为蔚汾纺织厂，又发展成晋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厂。牛友兰一直担任晋西北纺织厂的厂长和经理，直到1941年调离。临走时他没有带走公司的任何财物，包括建厂时投入的1万银元。在整个抗战时期，牛友兰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拿出来，先后捐款3.5万银元，捐粮2万多公斤，还有棉花、布匹、毛巾等大量生活日用品，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刘少白和牛友兰只是千千万万吕梁人民的代表。数年抗战，吕梁山上的老百姓，一直是八路军抗击侵略者的坚强后盾。在蔡家崖“小延安”的领导下，在广大吕梁人民的支持下，依靠吕梁山这一屏障，以兴县为核心地带的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天然地成为了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坚固屏障和后勤保障基地，晋绥革命根据地一天天发展壮大，陆续建有被服厂、发电厂、兵工厂等工业，成为了革命经费的主要来源地之一。不仅如此，为了方便人员、物资、文件运送，晋绥边区还设有一条地下红色运输线，每隔60至80里设置一个兵站，有的兵站还设在敌占区。兵站为各根据地去延安的党、政、军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时候甚至派人帮着背行李，一站一站接力护送。刘少奇、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等许多党政军领导同志以及党的七大代表去延安，均由晋绥边区兵站负责保障。可以说，晋绥边区的兵站交通网为保障党中央与各大根据地的顺畅联系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延安通往各解放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党中央战略转移的重要依托地。

　　据统计，当年晋绥边区支援中央的经费占到边区的财政一半以上，而吕梁几个专区又占到边区支援中央经费的70%，1943年这一年上缴中央的经费甚至占到了吕梁各县财政总收入的81%。到了抗战胜利前夕，晋绥边区，尤其是曾经贫穷落后的吕梁山区，被各根据地的人们称为“东方的乌克兰”，为日后的解放战争，赢得全国的解放做了有力的后勤保障。整个抗战期间，晋绥边区军民作战2.8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0.7万余人，俘虏两万余人，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先后有5万名八路军战士和11万余名老百姓的鲜血，洒遍了晋绥边区的原野，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多年的斗争当中，可敬可爱的晋绥人民，用血泪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涌现出无数民兵英雄。著名作家马烽和西戎当时是晋绥大众报的记者，就住在北坡，1945年春，晋绥边区召开了第四届群英大会，表彰抗日战争期间涌现出的124位民兵英雄，其中有神枪手，有破击英雄，还有锄奸模范等。表彰结束后，大众报准备一一介绍这些英雄人物，但限于版面，没法刊登，马烽和西戎遂决定把这些材料糅合在一起，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三个多月后，小说面世，立即引发巨大的轰动，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吕梁英雄传》。《吕梁英雄传》中就提到军民创造了明的、暗的、软的、硬的各种战法，组织了“变工爆炸”“劳武结合”，粉碎了敌人的“蚕食政策”“怀柔政策”“三光政策”，以及数次“强化治安”等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根据地发展壮大、将敌统区挤得日益缩小由面变成线，由线变成孤立的据点，把晋绥解放区保卫得铜墙铁壁的历史。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伴随着新中国建设的铿锵脚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滚滚春潮，一篇篇新时代的吕梁英雄传持续在这方热土上谱写着。从2013年起，筚路蓝缕的吕梁人民，经过八年精准扶贫，五年集中攻坚，吕梁全市10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439个贫困村全部退出，5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吕梁的发展早已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曾经蔓延在这片土地上的饥饿、贫困、穷苦……渐渐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名词。

　　取而代之的是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美丽家园以及杂粮产业等等新名词。那曾经哺育过无数八路军战士的晋绥小米、黑豆、绿豆、谷子、高粱等杂粮，如今已发展成了兴县的著名品牌，还有了黑小米、羊肚菌、五色杂粮等新品种。实际上，“粟”(小米)等健康食品原本就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食物，兴县杂粮种植历史非常悠久，可追溯到唐代。这金色的、黑色的、绿色的珍贵食物啊，多少年来，不但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兴县人，在战争年代锻炼了八路军的体魄、八路军的军魂，更是在今天，带给兴县人富裕的新生活。就在2022年，兴县被命名为“山西杂粮之乡”“杂粮美食之乡”，全县杂粮种植面积突破40万亩，杂粮产业链产值已达10.24亿元，占农民种粮收入的83%，占农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的55%，辐射带动35296户10万多脱贫人口增收致富。杂粮，已成为全县农村的主导产业，强县富民产业。

　　未来，兴县还将围绕“山西小杂粮第一县”“中国小米之乡”的目标，建设全国现代杂粮种质种业聚集地、打造国内杂粮种业试验示范科技创新先行区;推动兴县现代种业的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和服务链;推进晋绥杂粮研究院、晋绥杂粮特色小镇建设;打造全国杂粮优质种业基地、试验示范创新基地、供应基地和培训实训基地;在杂粮试验的基础上持续推进杂粮深加工、打造特色杂粮品牌、建设综合农业产业基地;通过园区引领、龙头带动、品牌促动等方式，促进杂粮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真正把小杂粮产业培育成为老区人民增收致富共同富裕的大产业。

　　“我生在一个小乡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小米饭把我养大，风雨中叫我做人……”吕梁的风骨铮铮有声，革命的奉献无怨无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浇灌而成的吕梁精神，艰苦奋斗是它的基石，顾全大局是它的核心，自强不息是它的精髓，勇于创新是它的灵魂。为了铭记这份吕梁精神，1962年，当年的花园院，成为了专门负责晋绥边区政府及军区司令部旧址建筑遗存日常保护、旅游接待等工作的常设专职保护机构—“晋绥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1979年又正式改名为“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旧馆)。

　　2011年11月21日，在晋绥边区革命纪念旧馆的基础上，位于西南侧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新馆正式开馆，项目总投资1826万元，总占地面积20677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2974平方米，布展面积6630余平方米，陈列展览共分晋绥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贡献、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晋陕联环保卫党中央、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光辉的历程前行的足迹、不忘初心走向未来六大部分，收藏有反映晋绥边区革命斗争史的图片、文字、实物等珍贵文物史料4300件，采用了蜡像复原、幻影场景等声光电现代多媒体展示手段，是全国唯一的全面反映晋绥党政军民12年光辉斗争史的多功能、综合性的革命纪念馆。新馆大厅正中安放着贺龙元帅的大型雕塑，背后及左右墙壁上是几幅刻有战士们英勇杀敌情景的浮雕，展馆中有毛泽东用过的笔砚、贺龙的文件包、林枫的马鞑子、以及边区军民用过的兵器、工具、衣物、粮票等等文物，多年来牛友兰收集的晋绥革命根据地口述史、照片、实物等资料，也有了新的去处，在这里进行着展出……每一件革命文物背后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每一段厚重的历史都是吕梁山的英雄儿女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吕梁精神的真实写照。

　　纪念馆的成立，受到了党和国家、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了馆名，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视察。2017年

　　6月2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从北京直飞吕梁，随后驱车一个半小时来到兴县蔡家崖，参观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向革命烈士敬献了花篮。自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以来，纪念馆红色旅游出现井喷式态势，全国各地的人们跟随领袖的足迹来到兴县，来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党政机关、媒体单位、国有企业、旅行社等参观团体络绎不绝，他们来这里或采风创作、或参观学习、或缅怀先烈并接受革命传统再教育。如今，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是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宣部公布的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之一，是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是山西省“十佳文明景区”之一，也是省、市、县命名的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国防教育基地。

　　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兴县一周年之际，太原火车站“蔡家崖号”小火车开通，从此结束了沿途兴县临县岚县不通客运列车的历史，兴县的小杂粮、羊肚菌、煤炭乃至红色旅游，都有了新的依托。每个阳光灿烂的清晨，熙熙攘攘的太原火车站，都会有一辆绿皮小火车哐当哐当地开出，载着春天的希望、夏天的微风、秋天的收获、冬天的种子，开往兴县蔡家崖。我们到兴县的这一天，大雪封山，高速封路，大家正是坐着这辆蔡家崖号前往蔡家崖的。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从太原上车时还觉得很冷，火车上反而好很多，因为脚下就是暖风，耳边就是人群的热闹。在吕梁民歌的伴随中，我们一路穿越人迹罕至的吕梁山脉，沿途风景如画，竟然还有一只狐狸，瞪着圆圆的眼睛，顶着油光水滑的皮毛，在大山的缝隙间跳出来，目送着我们，渐渐远去。

　　2022年，著名歌手王二妮、石占明发行歌曲《梦回蔡家崖》，蔡家崖的故事，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在北坡村五色斑斓的石头铺就的斜街上，在造型古朴的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西戎马烽写《吕梁英雄传》的院子里，面对着黄河青山，王二妮唱：“那一年你栽下的红星杨已发新芽，晋绥革命根据地驻扎在蔡家崖，五谷杂粮同在一个打谷场上打，从此您和咱村里人就住在一搭搭，就住在一搭搭……小米加步枪的战场上您把鬼子杀，老百姓把衣物干粮都往那前线拿，为了革命胜利您生死都不怕，您把人间最美的精神都留在了蔡家崖……”在雄伟的晋绥革命纪念馆，在红澄澄的高粱旁，在有着惨痛记忆的黑茶山，面对着蓝天白云，石占明唱：“这一天您踏着英雄的路来到了蔡家崖，咱老百姓日夜盼望您回到了家，您拉住老战士的手呀舍不得松开他，一句句那暖心话让俺们落泪花，让俺们落泪花……”在热闹的城市广场，在广阔的体育场，在小杂粮生产基地，在新崭崭的楼房前，在恢宏的酒泉醋业旁，在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在兴县旅游集散中心，面对着绿树繁花，两人大声唱“风里雨里您走过多少坑坑洼洼，老百姓才有了今天幸福的好年华，红土地上晋绥小杂粮种的那个满山崖，乡亲们盼望再回咱蔡家崖……”三个层面的“梦回”，每一段中的小杂粮，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兴县串联起来，牢牢地树立起了“晋绥边区首府，红色旅游兴县”的品牌形象。

　　当然，除了晋绥革命纪念馆、四八烈士纪念馆、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等红色旅游资源，兴县还有石楼山的石楼晚照、黑茶山的茶山积雪等十景闻名遐迩，石猴山、仙人洞美丽的自然风光也在四季各有不同的风姿。尤其是奇妙的仙人洞，洞口很小，仅容人侧身进入，洞中则别有洞天，溶洞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最大地厅面积达到1400多平方米，其中倒挂有万年历史、各类形状的钟乳石，堪称华北第一。其他还有仰韶文化遗址、明代砖塔等人文风光，无一不在彰显着兴县悠久灿烂的文化。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是情。黑茶山巍巍耸立，蔚汾河绕城而过，今天的兴县，云蒸霞蔚，碧草如茵，充满了智慧的创造,充满了努力的进取。这晋绥边区的首府，这蔡家崖上的“小延安”，正在从黑金地上重新崛起，变成包容的土地，繁荣的家园，秀美的故乡!

　　【朱伊文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