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理论> 文章详情
右玉看变,绿水青山上的精神传奇
来源:青少年创新科技网 时间:2025-11-05

  这里的夏天绿意森森,小溪淙淙。

  这里的秋天漫山红叶,层林尽染。

  这里的冬天炉火温暖,羊肉鲜嫩。

  这里的春天山花烂漫,杨柳依依。

  吃一口油旋糖麻叶,喝一口酸甜的沙棘汁,在铺满大地的草场里打个滚,再一头扎进齐腰深的大雪,就是欢欢喜喜生活的四季。

  这里,就是如今山西省朔州市的塞上绿洲——右玉县。

  右玉曾经是戍边重地,又演变为苍茫荒漠,从明末发展到现在,在这本属于男子驰骋沙场、开天辟地的地方,却有三代女子的故事贯穿了它从苍凉到繁华的历史。

  第一代女子,共同的名字,叫“妹妹”。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你送到了家门口……”这首凄凉的山西民歌《走西口》,传唱至今,以无数个“妹妹”的口吻,唱尽了当年走口外讨生活的三晋儿女的伤痛。歌里的西口,就是位于右玉县境内、晋蒙两省交界处的杀虎口。从这里出去就是内蒙古大草原,到呼和浩特只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杀虎口最早名为参合口,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是古长城的一处宽200多米,长3000多米的重要关隘,两山之间开阔的苍头河谷地,自古便是南北交通要道。几千年来,这处关隘战火不断,历代王朝都在此屯兵遣将,设防固守。明朝初年因多次从此出兵鞑靼,将其改名为“杀胡口”;到明隆庆五年,蒙汉互市开通,为了缓和矛盾,又名之为“杀虎口”。

  明末清初,因为长期战乱,北方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各地田地荒芜人丁稀少,大批山西、陕西、甘肃和河北等地的流民、商人,私自翻越长城,进入内蒙古,开垦土地,运货经商,杀虎口内外慢慢繁荣起来。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蒙汉贸易合法化,这里被誉为京都之锁钥、三晋门户、南北通衢。在这一带行商的山西商人中,部分事业开始蒸蒸日上,诞生了“大盛魁”“庆泰亨”“都一处”等著名商号,杀虎口成为了晋商的发源地和主通道。一代一代的晋商靠着勤劳和智慧、诚信和坚持,从这里和张家口走出去,运送茶叶、烟酒、纸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印度乃至欧洲。他们在所到之处创建了山西会馆,并首创了票号,在家乡建起了一座座大院,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显赫一时的大商帮。著名的祁县乔家、太谷曹家、榆次常家都是其中的代表,甚至还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说法(复盛公、曹家号、晋益老都是著名晋商商号),也说明了在这些山西商人来到西北边陲之后,包头、朝阳、西宁等城市才慢慢发展起来。

  但成功的毕竟是极少数人,更多的人,还是像《走西口》里唱的一样,为了讨生活,抛妻弃子。从右玉踏进茫茫沙漠,踏上从西口外的大量荒废土地,靠耕种谋生,也许一去,就再也未曾回家。一个又一个好年华的姑娘们,就在这无穷无尽的等待中,蹉跎着青春,蹉跎着时光,睡不着的时候,就起身数豆子,一粒一粒数完了,心也跟着碎了。碎成声嘶力竭的歌谣,在这世间继续流淌。

  杀虎口现在已经成为右玉著名的景区,新修的关口巍峨磅礴,雄浑大气,东接燕山余脉,山势险恶,西连黄河峡谷,峭壁悬崖,沿着青色的石砖拾级而上,就是宽可行车马的古长城。城楼是明代建筑,站在城楼上可以俯瞰整个景区,远方云雾缭绕,一片苍翠,脚下湖泊荡漾,潭水如碧。不远处的杀虎口瀑布水流湍急,倾泻出点点碎玉,真真是瑰丽如画。在杀虎口附近还留存有西口古道、明长城遗址、烽火台以及当年居住将领的杀虎堡等堡子遗址。这里青石铺地,黄土夯墙,人烟稀少,偶尔有老汉赶着毛驴经过,恍惚间让人看到了当年走西口人们的模样。

  为何晋商以及其他商人、大量的山西移民都从杀虎口出去,却不留在同样地广人稀且离家比较近的右玉?这还要从右玉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说起。别看右玉现在被命名为塞上江南,但这处浸透了眼泪和汗水,回荡着鲜血和嘶喊的地方,本就位于塞北高原的风口前沿,气候高寒干旱,距内蒙古毛乌素沙漠仅百公里左右。据《朔平府志》记载,这里曾经“每遇大风,昼晦如夜,人物咫尺不辨,禾苗被拔,房屋多摧,牲畜亦伤”。加上右玉城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作为西北边陲重镇,因为战乱频繁而屡经重建。地下堆积了三四尺厚的瓦砾、灰渣,使得树木粮食都难以存活,在这里连生存都是问题,更别提做生意了。

  到了解放初,连年战乱严重破坏了这里的生态环境。据资料统计,当时全县仅有残林8000亩,森林覆盖率不到0.3%。“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风起黄沙扬,雨落洪成灾;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歌谣,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对此还有记忆的右玉老人描绘当年的景象:“那个风来了一般都是从西北方向,也不知道像什么的声音,铺天盖地的沙,马上这个天‘哗’就黑下来。我们在教室里边上课,马上黑得就啥也看不见了,一切都看不见了,然后就点灯继续上课。”为此,民间还建了风神台,每逢风沙肆虐时就拜求风神,祈祷收成。眼看右玉就要被沙漠吞并,是扭头离开去往更好的他乡,还是留下来含辛茹苦地建设自己的家园,是解放后许多右玉人都曾面对的两难选择。

  这期间诞生了右玉第二代女子,她们共同的名字叫“红姑娘”。

  1949年解放后,右玉县首任县委书记张荣怀上任。行走在右玉的荒山秃岭间,他看到的是“十山九秃头”的荒凉,听到的是老百姓“春种一坡,秋收一瓮,除去籽种,吃上一顿”的哀叹。在“沙进人退”的逼迫下,一家一家抛弃家园走西口逃荒的情景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右玉甚至还面临着举县搬迁的生存危机。难道就没有什么可以抵抗风沙吗?上任第二天,张荣怀就带上了水壶,开始在全县进行徒步考察。他整整走了四个月,终于,在一个长满小老杨的偏僻山沟,张荣怀找到了答案。后来因为有树的庇护,这里的土豆、莜麦等作物的产量,要比其他地方多出好几倍。

  小老杨,学名小叶杨,别名南京白杨、河南杨、明杨、青杨等。其木材轻软细致,根系深长,本身高大笔直,耐寒耐旱,栽植于沙地也能顽强生长,是东北和西北防护林和用材林的主要树种之一,后来还成为朔州市的市树。张荣怀考察回来之后,就立刻提出了“右玉要想富,就得风沙住。要想风沙住,就得多栽树。要想家家富,每人十棵树”的目标。从这时起,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改善生存环境,既是右玉人民群众生存发展的第一要求,也成了县委、县政府执政为民的第一任务。1953年,第二任县委书记王矩坤在任时,遇到了一场罕见春荒。正好国家给右玉下拨了40万公斤玉米,王矩坤就规定,村民每种一亩树,发给15公斤玉米作为劳动报酬,让“救灾粮”变成“植树粮”。群众一呼百应,家家户户、男女老幼喊着“背锅带灶”的口号,纷纷上山植树。仅仅一个春天,右玉全县就造林3万余亩。这一场战役打下来,右玉造林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树木存活率依然不高,尤其是位于马营河和苍头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有一条名叫黄沙洼的大沙梁,它40多里长、8里多宽,原本就是个大风口。不但总是把每棵树连根拔起,而且每年都会南移,吞噬着许多人的家园,当地老百姓都说黄沙洼是会吃人的“大狼嘴”。

  种树还要继续,第四任县委书记马禄元下定决心要封住黄沙洼,啃下硬骨头!他带着全县人民,根据摸索出来“挖坑要挖元宝坑,栽树要栽小老杨”的经验,种下了9万多棵树苗。可是没想到,到了这一年秋天,右玉县遭遇了罕见的大黄风,连刮九天九夜,9万多棵树苗绝大多数都成了光杆。看着曾经绿意盈盈的小树苗一个个都蔫了,马禄元心中难过极了,好多老百姓也都丧失了信心。但马禄元没有气馁,振作起来和第五任县委书记庞汉杰一起请来科研考察队,一次次徒步勘察,一次次思考研究,最终根据风沙旱情的实际要素,因地制宜制定了一整套科学造林方案。给树木“戴帽”“穿靴”“扎腰带”“贴封条”,最终带领大家,成功三战黄沙洼,种活了270万棵树,实现了大片造林14万亩,彻底封住了这个风口!

  在这场三战黄沙洼的战役中,涌现出了无数勇敢的右玉人,为了家园的美好明天,努力奋战在种树造林第一线。红姑娘,就是这些人,尤其是右玉女人的代表。

  “火火的性子火火的情,红红的日子红红的姑娘,黄龙飞过来咱把撅头扬,汗水摔八瓣呐嚼着窝头香,铁脚板踩过来红红的头巾舞起来,一把铁锹握在手,咱弯下腰杆儿种树忙……”

  朔州艺术家创作的歌曲《红姑娘》唱的就是右玉红姑娘突击队的故事。“红姑娘突击队”里的12个姑娘,都是黄沙洼战役的亲历者。队长王明花,出生于1939年的右卫镇头水村,现在已经74岁高龄,依然担任着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据王明花回忆,从小学起,她就已经踏上了植树造林的漫漫长路。当时连孩子们都顾不上吃午饭,总是带上点干粮就到了黄沙洼,饿了就吃点窝窝头,渴了就喝点生井水。有时候风沙来了,躲闪不及,常常是一吃一嘴风沙,一走一路泥沙,刮得满脸满眼全是土。长大成家后,勤劳踏实的王明花被命名为头水泉村妇联主任,成了妇女带头人。在“农业学大寨”时,在她的倡导下,村里的12个姑娘联合起来,成立了“红姑娘突击队”,开始和男人们一起奋战黄沙洼。

  为了种树,王明花把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拴在炕上,任他睡醒了哭,哭累了睡,狠着心和其他红姑娘们天天泡在黄沙洼。只要村里的大喇叭一喊,就坐上三轮车、四轮车和大家上山。(下转16版)

  (上接15版)因为没有水,大家栽完树苗还要到十几里外的村里去挑水,这些原本柔弱的姑娘们,不知道流了多少汗,吃了多少土,肩膀磨破过多少次。洼里一年四季风吹日晒,冬天更是寒风刺骨,没有手套和棉鞋,大家都冻得手肿脚肿,红姑娘们年轻娇嫩的脸蛋很快就冻伤了,伤疤一层叠着一层,但这些都没有影响红姑娘的热情。几年下来,黄沙洼的沟沟岔岔遍布着红姑娘突击队的脚印,梁梁卯卯浸透着红姑娘突击队的汗珠。在这个过程中,红姑娘突击队声名远扬。36岁时,王明花被选为村委会主任,49岁时任村大队支部书记至今。其他姑娘们也做出了自己的成绩,但她们依然在家乡的土地上坚持着。从杨树到松树,再到沙棘,她们一点一点地,把这片荒漠变成了绿洲,也把自己熬成了白头。

  和王明花们一样倔强的红姑娘,还有和她同龄的张秀连。可惜的是,张秀连没有其他红姑娘们幸运,没能亲眼见到自己亲手改变的家园。1940年,张秀连出生在右玉右卫镇北元村,从小生活在古长城脚下,饱受风沙之苦。家境贫寒的她没有读过多少书,16岁时就嫁给了北辛窑村的王文华。北辛窑村比北元村条件还差,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村民们出门时头上戴的帽子都要用绳子捆住防止被风刮飞,所有的门都是朝里开的,因为一夜风沙之后大门根本就推不开。每年清明节前后,村民们下地干活,都得结伴而行,一人干活,前面就得有一个人专门挡风,就算这样,一亩地到秋天的收成也很不好。能干的张秀连嫁过来不久,就担任了北辛窑村一队妇联主任和一组的组长。她和北辛窑村人一起,拿着铁锹,挎着箩筐,破开风沙,栽防风林,也给小老杨“戴帽”“穿靴”“扎腰带”“贴封条”。在这样的辛勤劳动下,慢慢地,北辛窑村在沟沟洼洼里攒满了树,一棵棵小老杨像绿色屏障一样把村里严实地包了起来,蓬勃生长在一场又一场的大风里。北辛窑村被评为“十杆红旗村”,张秀连也被评为了“大寨铁姑娘”。她还和王文华一起,生育了四个孩子。

  就在一切慢慢向好的时候,1970年3月的一天,村民们和平时一样去栽树,张秀连也告别了四个孩子,前往村前干活。当时天寒地冻,要想用土必须进行爆破。临近中午时分,冻土刚刚爆破完毕,张秀连就抢着跑上去,往车上搬运土块。不料爆破导致了土崖松动,崖上一块巨大的石块砸了下来,正好砸住了她。村民们急忙把她送往医院,最终因为伤势过重,年仅31岁的王秀连不幸去世,留下了王文华和年幼的孩子们。情深义重的王文华终身未再娶,他擦干眼泪,独自一人含辛茹苦把孩子们拉扯大。只是每到种树的时候,他都要比别人多种六棵,在王文华心里,这代表着全家六口人在替张秀连种树,在完成张秀连“种树过上好日子”的梦想。

  为了右玉人民的梦想,为了加快种植,在不同的年代里,右玉县委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造林政策。1958年7月,马禄元带回了草木樨的种子,这绿油油的小草,每到春天就成了一片汪洋,为右玉县的防风固沙立下了巨大的功劳。庞汉杰在带领干部群众持续植树造林的同时,专门培养了一支72人的农民水利队伍。第六任县委书记关毅确定了“一路、二河、三道梁”的造林绿化思路,开工修建常门铺水库。第七任县委书记薛珊提出用典型引路的方法,稳中求快地发展林业,坚持堵风口、建林带,并大面积引进草木樨种植,使右玉的生态得到进一步改善。他还亲自蹲点自然环境最恶劣、条件最艰苦的青羊沟大队,实现了植树造林、牛羊生产等方面的重大突破。第八任县委书记王云山,以生产队组建民兵连队,坚持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集中优势兵力推进荒山绿化。第十任县委书记杨爱云为解决洪水灾害,提出顺水建土坝、坝上乔灌混交、坝面筑铁丝笼、坝后培土植树的办法,按流域和山系植树造林,阻止了水土流失,显著提高了造林成林率。

  1977年,第十一任县委书记常禄发现,植树需要大量车马、人力来驮挑、拉水、爬坡、上岭,然而在有些沙地,一担水浇下去瞬间就不见了踪影。他就尝试着在七、八月份的雨季造林,不仅省时省力,还有可能提高成活率,试栽一举成功。随后,右玉改为三季植树,植树造林进度大大加快。常禄号召“飞鸽牌”的干部要干“永久牌”的事情,还主导成立了县绿化委员会、林业科学研究所和右玉县第一所林业专业学校,为植树造林奠定了坚实的政策、科技、人才等基础。右玉列入了“三北防护林”建设基地,极大地鼓舞了右玉人民,右玉的林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仅1977年,就完成大片造林18.8万亩,零星植树97.8万棵,这是右玉造林史上力度最大、进度最快的一年。然而,由于积劳成疾,59岁时常禄就不幸去世了。临终时,他没有交代自己的家事,唯一放心不下的只有右玉的未来,他给干部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树是右玉的命根子,要保护好。”他去世后,右玉数百名干部群众自发前往吊唁,排了几百米的花圈挽联上都插着一根小树枝,寄托着所有人的哀思和希望。

  还有张秀连所在的北辛窑村的党支部书记伊小秃,用一生带领村民改河造地、植树造林,种起了4000多亩树,建成了三道防风林;威远村党支部书记毛永宽在任七年,带领群众种下十几万株树苗,年仅28岁便累倒在苗圃里,下葬时陪着他的是一把纸糊的铁锹;杨千河乡原党委副书记张一,工作几十年间长期加班、夜以继日,最终在拉树苗的路上遭遇车祸,献出了生命;李达窑乡护林员刘政,为抢救3棵松树,被滚落的电线杆砸中不幸牺牲,遗言是“把我葬在树根下……”。

  太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催人泪下的瞬间,都被写进了歌曲《小老杨》里,右玉人民殷殷切切地期盼:

  天上下雨地上落,难活不过树挪窝,小老杨啊,你好好活!

  天生不会掉摸摸,俺有力气不闲着,小老杨啊,你好好活!

  栽了上坡栽下坡,一棵不活配几棵,等那绿荫铺满坡,搭个戏台唱秧歌!

  小老杨,你好好活……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在20任县委书记的接力带领下,在右玉所有人的努力下,如今,右玉全县森林覆盖率由不到0.3%提高到52%以上,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这么多年来,没有哪个地方如同右玉一样,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将风沙肆虐的荒漠变成了水草丰美的绿洲,没有哪个地方如同右玉一样,历任县委领导班子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都坚守着同一目标,同一方向,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为了植树,县委书记们殚精竭虑,调动一切可以用到的力量,发明了很多方法。地图、铁锹和水壶,成了他们必备的三件套,右玉每个单位办公室门后都放着一把铁锹,每一个机关干部都曾经是右玉的种树人。70多年来,右玉机关干部义务造林30多万亩,累计达2亿多天;义务绿化投入累计达6000多万元,每年坚持义务植树投劳捐款,人均达1万元;先后营造了文教林、政法林、财贸林、宣传林等十几个造林基地。直至今日,虽然右玉已经开始工程化、机械化植树,但这里的党员干部依然坚持优良传统,每年义务植树,并自发从个人工资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捐助植树。要知道,右玉地下探明煤炭储量达到34亿吨,如果进行开发,何愁GDP不爆发式增长?但右玉人却始终让它埋在地下,舍弃这可能会污染环境、破坏家园的“黑金”,全力追寻着绿色生产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出台了“四荒”承包、林权确权、退耕还林等一系列林业改革政策。右玉县也配套出台了相应政策,建立完善了林木管护制度,变义务管护为有偿管护,人民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一大批种树带头人陆续开始承包荒山、造林绿化。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第三代女性,属于新时代。她们在已经发展起来的右玉,与前两代有着不一样的梦想。她们的代表,名叫余晓兰。

  余晓兰出生在云南开远,那里四季如春、风景如画。余晓兰从小看惯了彩云之南的孔雀蹁跹、绿树成荫,她排行最小,是家里的“团宠”,可她身上没有一点娇气,一心想要做一番事业。1989年秋,为了心中的爱情,余晓兰放弃了当地的工作,跟随退伍的丈夫来到了他的家乡右玉。尽管丈夫提前跟她说过右玉的情况,可刚一下车,余晓兰还是很震惊,她完全没有想到,这世上居然还有这么荒凉的地方!到了新家,余晓兰更是目瞪口呆,公婆给他们办的婚礼非常简单,房子是租的,新衣服也没买,两套铺盖还有一套是旧的,七十块安家费是借的,另外还有四个洗脸盆和五十斤大米,这就是全部的家当。

  换成旁人也许就离开了,或者回云南,或者外出谋生。但余晓兰不想半途而废,她也有一帘幽梦,想和她深爱的人一起,守着绿色的家园,好好生活。于是,安顿下来以后,聪颖的余晓兰克服了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和丈夫一起在县城里靠着杀猪、种蘑菇、做酱油,甚至贩狗、卖茶等营生,慢慢改善了家庭状况。1992年,生活好起来的余晓兰跟着丈夫回了一趟他的老家南崔家窑村,当地的贫困给了她很大的触动。看着丈夫殷切的目光,余晓兰当即决定回到村里去,承包荒山,靠山吃山,靠滩吃滩,帮着大家改变生存状态。她的计划首先遭到了婆婆的反对。南崔家窑村地处晋蒙边界、长城脚下,全村才16户人家,婆婆怕她受苦。但倔强的余晓兰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干下去。她拿出五万积蓄,又向父亲和姐姐借了钱,承包下荒滩,买了村南4000多亩荒山、荒坡以及门前的三十亩乱石河滩。此后她和丈夫两个人把荒地上的石头刨出来,挖坑、栽苗、填土,然后用水浇灌。两人每天要往山上担60多担水浇树,有的地方太高,就一桶一桶地往上提,再蹲在树苗前,用水瓢舀上一棵一棵地浇。中午没时间吃饭,就拿馒头、烤土豆、方便面充饥,渴了就喝几口山泉水,累了就地躺下歇一会儿。

  回想起来,余晓兰觉得那段日子身体虽然累,可心里是幸福的。烤土豆绵软,山泉水甘甜,躺下的时候可以看看天上的云朵,还有心爱的人陪着说说话,而且经过一年的苦战,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夫妻俩终于在门前的三十亩荒滩上栽下了5000多棵苹果树,后来又围起了一个小苗圃,一边经营果园,一边治理荒山。两人天天数着晨星上山,天黑了才下山回家。七八年后,他们竟然只靠着自己的力量,种下了60多万株松树、3万多株杨树和果树,10亩人工沙棘苗,10亩柠条苗,还办起了家庭林场,培植树苗100多亩,完全形成了一个生态建设园区。

  然而,就在一切欣欣向荣的时候,2001年,余晓兰上山浇树时摔伤了腰椎,暂时回到了云南养伤。父亲和姐姐看着她原本俊俏现在变得乌黑的脸、满是老茧的手以及身上各种磕碰黑青,心疼极了,都不让她回右玉再过这样的日子了。余晓兰也有些犹豫,她何尝不想回到心心念念的家乡,陪着自己离开多年的亲人。右玉县政府相关部门知道了她的病情之后,先是给她寄去了一千元钱,时任县长的赵向东又从自己工资里拿出五百元寄去,然后又写了一封慰问信给她,让她安心养病。这些行为极大地感动了余晓兰,她最终还是告别了父亲和姐姐,选择回到右玉继续自己的事业。随后的日子里,她先后成立了生态绿化公司,从事种树、养殖和小杂粮加工,同时为乡亲们免费提供优质苗木、修剪果树、捐资助学。现在,她的公司有一支30多人的植树队伍,农忙时在家种地,农闲时到公司种树。光种树一项,每人每年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而当初她包下的4000亩荒地,已经扩大到了现在的1万多亩,他们亲手栽下的小树苗们,也早已经成片成林,满眼翠绿,成为了一片绿洲。余晓兰也先后获得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全国三八绿色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当选为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代表,成了右玉新女性的代言人。

  自2002年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全面实施以来,右玉大力度退还坡地耕地,集中连片种植沙棘、柠条和其他灌木,大力培植人工草场,加快推动草牧业发展。此举带动了一批规模养殖大户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右玉人像余晓兰一样,富裕起来以后回报家乡,带动更多的人投身其他产业。全县农村经济结构实现了由以农为主向以牧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右玉的绿色发展实现了再一次飞跃,先后获得了全国治沙先进单位、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绿化先进集体、美丽中国示范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联合国最佳宜居生态县、第十届中华环境优秀奖等诸多荣誉,成为了生态系统修复治理的成功范例。

  守着这份宝贵的财富,右玉县干部群众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中。右玉县曾经是朔州市唯一的国定贫困县,2018年,右玉在全省率先脱贫摘帽,2019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接近百分之十。曾经走口外的右玉人如今上演的是雁还巢。苍头河沿岸生态工程给当地文化旅游提供了绿色基础,杀虎口生态治理工程从单一种树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升了流域生态品质。右玉的绿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75万只羊、40万亩小杂粮、4.2万亩多样化种植土地、20多家绿色农业龙头企业……生态红利非常丰厚。2020年,右玉人民还继续坚持着背苗开路,一坑坑地挖、一棵棵地种,终于把树种满了最后一片宜林荒山。未来5年,右玉还要在全域绿化后继续投资14亿元,实施19个产业项目。

  2017年6月6日,右玉干部学院正式成立,所有学员都要去右玉老城、黄沙洼、南山森林公园绿化纪念碑等教学点进行现场教学,迎着风,冒着雨,重温入党誓词,并像右玉人民一样亲手种下一棵树。王明花书记等人就在这里担任着义务讲解员,向所有人讲述着那段辉煌灿烂的历史。如今全面展示着右玉植树成就的南山森林公园,以及由杀虎口长城文化旅游区、小南山森林公园、贾家窑松涛苑、苍头河生态走廊和中陵湖等景观组成的右玉县生态旅游示范区,正用一年四季不同的美丽、肥硕劲道的羊肉、烤得“吱吱”作响的土豆、酸酸甜甜的沙棘汁以及高雅的森林音乐会等专属于右玉的风景,吸引着各地的游人。要知道,那升起在右玉天空的一缕炊烟,那流淌在右玉大地的一条小河,还有那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就是我们记忆里的童年,就是我们梦想中的晚年,就是我们心目中,中国本来的样子。

  【朱伊文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这里的夏天绿意森森,小溪淙淙。

  这里的秋天漫山红叶,层林尽染。

  这里的冬天炉火温暖,羊肉鲜嫩。

  这里的春天山花烂漫,杨柳依依。

  吃一口油旋糖麻叶,喝一口酸甜的沙棘汁,在铺满大地的草场里打个滚,再一头扎进齐腰深的大雪,就是欢欢喜喜生活的四季。

  这里,就是如今山西省朔州市的塞上绿洲——右玉县。

  右玉曾经是戍边重地,又演变为苍茫荒漠,从明末发展到现在,在这本属于男子驰骋沙场、开天辟地的地方,却有三代女子的故事贯穿了它从苍凉到繁华的历史。

  第一代女子,共同的名字,叫“妹妹”。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你送到了家门口……”这首凄凉的山西民歌《走西口》,传唱至今,以无数个“妹妹”的口吻,唱尽了当年走口外讨生活的三晋儿女的伤痛。歌里的西口,就是位于右玉县境内、晋蒙两省交界处的杀虎口。从这里出去就是内蒙古大草原,到呼和浩特只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杀虎口最早名为参合口,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是古长城的一处宽200多米,长3000多米的重要关隘,两山之间开阔的苍头河谷地,自古便是南北交通要道。几千年来,这处关隘战火不断,历代王朝都在此屯兵遣将,设防固守。明朝初年因多次从此出兵鞑靼,将其改名为“杀胡口”;到明隆庆五年,蒙汉互市开通,为了缓和矛盾,又名之为“杀虎口”。

  明末清初,因为长期战乱,北方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各地田地荒芜人丁稀少,大批山西、陕西、甘肃和河北等地的流民、商人,私自翻越长城,进入内蒙古,开垦土地,运货经商,杀虎口内外慢慢繁荣起来。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蒙汉贸易合法化,这里被誉为京都之锁钥、三晋门户、南北通衢。在这一带行商的山西商人中,部分事业开始蒸蒸日上,诞生了“大盛魁”“庆泰亨”“都一处”等著名商号,杀虎口成为了晋商的发源地和主通道。一代一代的晋商靠着勤劳和智慧、诚信和坚持,从这里和张家口走出去,运送茶叶、烟酒、纸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印度乃至欧洲。他们在所到之处创建了山西会馆,并首创了票号,在家乡建起了一座座大院,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显赫一时的大商帮。著名的祁县乔家、太谷曹家、榆次常家都是其中的代表,甚至还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说法(复盛公、曹家号、晋益老都是著名晋商商号),也说明了在这些山西商人来到西北边陲之后,包头、朝阳、西宁等城市才慢慢发展起来。

  但成功的毕竟是极少数人,更多的人,还是像《走西口》里唱的一样,为了讨生活,抛妻弃子。从右玉踏进茫茫沙漠,踏上从西口外的大量荒废土地,靠耕种谋生,也许一去,就再也未曾回家。一个又一个好年华的姑娘们,就在这无穷无尽的等待中,蹉跎着青春,蹉跎着时光,睡不着的时候,就起身数豆子,一粒一粒数完了,心也跟着碎了。碎成声嘶力竭的歌谣,在这世间继续流淌。

  杀虎口现在已经成为右玉著名的景区,新修的关口巍峨磅礴,雄浑大气,东接燕山余脉,山势险恶,西连黄河峡谷,峭壁悬崖,沿着青色的石砖拾级而上,就是宽可行车马的古长城。城楼是明代建筑,站在城楼上可以俯瞰整个景区,远方云雾缭绕,一片苍翠,脚下湖泊荡漾,潭水如碧。不远处的杀虎口瀑布水流湍急,倾泻出点点碎玉,真真是瑰丽如画。在杀虎口附近还留存有西口古道、明长城遗址、烽火台以及当年居住将领的杀虎堡等堡子遗址。这里青石铺地,黄土夯墙,人烟稀少,偶尔有老汉赶着毛驴经过,恍惚间让人看到了当年走西口人们的模样。

  为何晋商以及其他商人、大量的山西移民都从杀虎口出去,却不留在同样地广人稀且离家比较近的右玉?这还要从右玉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说起。别看右玉现在被命名为塞上江南,但这处浸透了眼泪和汗水,回荡着鲜血和嘶喊的地方,本就位于塞北高原的风口前沿,气候高寒干旱,距内蒙古毛乌素沙漠仅百公里左右。据《朔平府志》记载,这里曾经“每遇大风,昼晦如夜,人物咫尺不辨,禾苗被拔,房屋多摧,牲畜亦伤”。加上右玉城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作为西北边陲重镇,因为战乱频繁而屡经重建。地下堆积了三四尺厚的瓦砾、灰渣,使得树木粮食都难以存活,在这里连生存都是问题,更别提做生意了。

  到了解放初,连年战乱严重破坏了这里的生态环境。据资料统计,当时全县仅有残林8000亩,森林覆盖率不到0.3%。“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风起黄沙扬,雨落洪成灾;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歌谣,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对此还有记忆的右玉老人描绘当年的景象:“那个风来了一般都是从西北方向,也不知道像什么的声音,铺天盖地的沙,马上这个天‘哗’就黑下来。我们在教室里边上课,马上黑得就啥也看不见了,一切都看不见了,然后就点灯继续上课。”为此,民间还建了风神台,每逢风沙肆虐时就拜求风神,祈祷收成。眼看右玉就要被沙漠吞并,是扭头离开去往更好的他乡,还是留下来含辛茹苦地建设自己的家园,是解放后许多右玉人都曾面对的两难选择。

  这期间诞生了右玉第二代女子,她们共同的名字叫“红姑娘”。

  1949年解放后,右玉县首任县委书记张荣怀上任。行走在右玉的荒山秃岭间,他看到的是“十山九秃头”的荒凉,听到的是老百姓“春种一坡,秋收一瓮,除去籽种,吃上一顿”的哀叹。在“沙进人退”的逼迫下,一家一家抛弃家园走西口逃荒的情景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右玉甚至还面临着举县搬迁的生存危机。难道就没有什么可以抵抗风沙吗?上任第二天,张荣怀就带上了水壶,开始在全县进行徒步考察。他整整走了四个月,终于,在一个长满小老杨的偏僻山沟,张荣怀找到了答案。后来因为有树的庇护,这里的土豆、莜麦等作物的产量,要比其他地方多出好几倍。

  小老杨,学名小叶杨,别名南京白杨、河南杨、明杨、青杨等。其木材轻软细致,根系深长,本身高大笔直,耐寒耐旱,栽植于沙地也能顽强生长,是东北和西北防护林和用材林的主要树种之一,后来还成为朔州市的市树。张荣怀考察回来之后,就立刻提出了“右玉要想富,就得风沙住。要想风沙住,就得多栽树。要想家家富,每人十棵树”的目标。从这时起,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改善生存环境,既是右玉人民群众生存发展的第一要求,也成了县委、县政府执政为民的第一任务。1953年,第二任县委书记王矩坤在任时,遇到了一场罕见春荒。正好国家给右玉下拨了40万公斤玉米,王矩坤就规定,村民每种一亩树,发给15公斤玉米作为劳动报酬,让“救灾粮”变成“植树粮”。群众一呼百应,家家户户、男女老幼喊着“背锅带灶”的口号,纷纷上山植树。仅仅一个春天,右玉全县就造林3万余亩。这一场战役打下来,右玉造林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树木存活率依然不高,尤其是位于马营河和苍头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有一条名叫黄沙洼的大沙梁,它40多里长、8里多宽,原本就是个大风口。不但总是把每棵树连根拔起,而且每年都会南移,吞噬着许多人的家园,当地老百姓都说黄沙洼是会吃人的“大狼嘴”。

  种树还要继续,第四任县委书记马禄元下定决心要封住黄沙洼,啃下硬骨头!他带着全县人民,根据摸索出来“挖坑要挖元宝坑,栽树要栽小老杨”的经验,种下了9万多棵树苗。可是没想到,到了这一年秋天,右玉县遭遇了罕见的大黄风,连刮九天九夜,9万多棵树苗绝大多数都成了光杆。看着曾经绿意盈盈的小树苗一个个都蔫了,马禄元心中难过极了,好多老百姓也都丧失了信心。但马禄元没有气馁,振作起来和第五任县委书记庞汉杰一起请来科研考察队,一次次徒步勘察,一次次思考研究,最终根据风沙旱情的实际要素,因地制宜制定了一整套科学造林方案。给树木“戴帽”“穿靴”“扎腰带”“贴封条”,最终带领大家,成功三战黄沙洼,种活了270万棵树,实现了大片造林14万亩,彻底封住了这个风口!

  在这场三战黄沙洼的战役中,涌现出了无数勇敢的右玉人,为了家园的美好明天,努力奋战在种树造林第一线。红姑娘,就是这些人,尤其是右玉女人的代表。

  “火火的性子火火的情,红红的日子红红的姑娘,黄龙飞过来咱把撅头扬,汗水摔八瓣呐嚼着窝头香,铁脚板踩过来红红的头巾舞起来,一把铁锹握在手,咱弯下腰杆儿种树忙……”

  朔州艺术家创作的歌曲《红姑娘》唱的就是右玉红姑娘突击队的故事。“红姑娘突击队”里的12个姑娘,都是黄沙洼战役的亲历者。队长王明花,出生于1939年的右卫镇头水村,现在已经74岁高龄,依然担任着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据王明花回忆,从小学起,她就已经踏上了植树造林的漫漫长路。当时连孩子们都顾不上吃午饭,总是带上点干粮就到了黄沙洼,饿了就吃点窝窝头,渴了就喝点生井水。有时候风沙来了,躲闪不及,常常是一吃一嘴风沙,一走一路泥沙,刮得满脸满眼全是土。长大成家后,勤劳踏实的王明花被命名为头水泉村妇联主任,成了妇女带头人。在“农业学大寨”时,在她的倡导下,村里的12个姑娘联合起来,成立了“红姑娘突击队”,开始和男人们一起奋战黄沙洼。

  为了种树,王明花把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拴在炕上,任他睡醒了哭,哭累了睡,狠着心和其他红姑娘们天天泡在黄沙洼。只要村里的大喇叭一喊,就坐上三轮车、四轮车和大家上山。(下转16版)

  (上接15版)因为没有水,大家栽完树苗还要到十几里外的村里去挑水,这些原本柔弱的姑娘们,不知道流了多少汗,吃了多少土,肩膀磨破过多少次。洼里一年四季风吹日晒,冬天更是寒风刺骨,没有手套和棉鞋,大家都冻得手肿脚肿,红姑娘们年轻娇嫩的脸蛋很快就冻伤了,伤疤一层叠着一层,但这些都没有影响红姑娘的热情。几年下来,黄沙洼的沟沟岔岔遍布着红姑娘突击队的脚印,梁梁卯卯浸透着红姑娘突击队的汗珠。在这个过程中,红姑娘突击队声名远扬。36岁时,王明花被选为村委会主任,49岁时任村大队支部书记至今。其他姑娘们也做出了自己的成绩,但她们依然在家乡的土地上坚持着。从杨树到松树,再到沙棘,她们一点一点地,把这片荒漠变成了绿洲,也把自己熬成了白头。

  和王明花们一样倔强的红姑娘,还有和她同龄的张秀连。可惜的是,张秀连没有其他红姑娘们幸运,没能亲眼见到自己亲手改变的家园。1940年,张秀连出生在右玉右卫镇北元村,从小生活在古长城脚下,饱受风沙之苦。家境贫寒的她没有读过多少书,16岁时就嫁给了北辛窑村的王文华。北辛窑村比北元村条件还差,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村民们出门时头上戴的帽子都要用绳子捆住防止被风刮飞,所有的门都是朝里开的,因为一夜风沙之后大门根本就推不开。每年清明节前后,村民们下地干活,都得结伴而行,一人干活,前面就得有一个人专门挡风,就算这样,一亩地到秋天的收成也很不好。能干的张秀连嫁过来不久,就担任了北辛窑村一队妇联主任和一组的组长。她和北辛窑村人一起,拿着铁锹,挎着箩筐,破开风沙,栽防风林,也给小老杨“戴帽”“穿靴”“扎腰带”“贴封条”。在这样的辛勤劳动下,慢慢地,北辛窑村在沟沟洼洼里攒满了树,一棵棵小老杨像绿色屏障一样把村里严实地包了起来,蓬勃生长在一场又一场的大风里。北辛窑村被评为“十杆红旗村”,张秀连也被评为了“大寨铁姑娘”。她还和王文华一起,生育了四个孩子。

  就在一切慢慢向好的时候,1970年3月的一天,村民们和平时一样去栽树,张秀连也告别了四个孩子,前往村前干活。当时天寒地冻,要想用土必须进行爆破。临近中午时分,冻土刚刚爆破完毕,张秀连就抢着跑上去,往车上搬运土块。不料爆破导致了土崖松动,崖上一块巨大的石块砸了下来,正好砸住了她。村民们急忙把她送往医院,最终因为伤势过重,年仅31岁的王秀连不幸去世,留下了王文华和年幼的孩子们。情深义重的王文华终身未再娶,他擦干眼泪,独自一人含辛茹苦把孩子们拉扯大。只是每到种树的时候,他都要比别人多种六棵,在王文华心里,这代表着全家六口人在替张秀连种树,在完成张秀连“种树过上好日子”的梦想。

  为了右玉人民的梦想,为了加快种植,在不同的年代里,右玉县委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造林政策。1958年7月,马禄元带回了草木樨的种子,这绿油油的小草,每到春天就成了一片汪洋,为右玉县的防风固沙立下了巨大的功劳。庞汉杰在带领干部群众持续植树造林的同时,专门培养了一支72人的农民水利队伍。第六任县委书记关毅确定了“一路、二河、三道梁”的造林绿化思路,开工修建常门铺水库。第七任县委书记薛珊提出用典型引路的方法,稳中求快地发展林业,坚持堵风口、建林带,并大面积引进草木樨种植,使右玉的生态得到进一步改善。他还亲自蹲点自然环境最恶劣、条件最艰苦的青羊沟大队,实现了植树造林、牛羊生产等方面的重大突破。第八任县委书记王云山,以生产队组建民兵连队,坚持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集中优势兵力推进荒山绿化。第十任县委书记杨爱云为解决洪水灾害,提出顺水建土坝、坝上乔灌混交、坝面筑铁丝笼、坝后培土植树的办法,按流域和山系植树造林,阻止了水土流失,显著提高了造林成林率。

  1977年,第十一任县委书记常禄发现,植树需要大量车马、人力来驮挑、拉水、爬坡、上岭,然而在有些沙地,一担水浇下去瞬间就不见了踪影。他就尝试着在七、八月份的雨季造林,不仅省时省力,还有可能提高成活率,试栽一举成功。随后,右玉改为三季植树,植树造林进度大大加快。常禄号召“飞鸽牌”的干部要干“永久牌”的事情,还主导成立了县绿化委员会、林业科学研究所和右玉县第一所林业专业学校,为植树造林奠定了坚实的政策、科技、人才等基础。右玉列入了“三北防护林”建设基地,极大地鼓舞了右玉人民,右玉的林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仅1977年,就完成大片造林18.8万亩,零星植树97.8万棵,这是右玉造林史上力度最大、进度最快的一年。然而,由于积劳成疾,59岁时常禄就不幸去世了。临终时,他没有交代自己的家事,唯一放心不下的只有右玉的未来,他给干部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树是右玉的命根子,要保护好。”他去世后,右玉数百名干部群众自发前往吊唁,排了几百米的花圈挽联上都插着一根小树枝,寄托着所有人的哀思和希望。

  还有张秀连所在的北辛窑村的党支部书记伊小秃,用一生带领村民改河造地、植树造林,种起了4000多亩树,建成了三道防风林;威远村党支部书记毛永宽在任七年,带领群众种下十几万株树苗,年仅28岁便累倒在苗圃里,下葬时陪着他的是一把纸糊的铁锹;杨千河乡原党委副书记张一,工作几十年间长期加班、夜以继日,最终在拉树苗的路上遭遇车祸,献出了生命;李达窑乡护林员刘政,为抢救3棵松树,被滚落的电线杆砸中不幸牺牲,遗言是“把我葬在树根下……”。

  太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催人泪下的瞬间,都被写进了歌曲《小老杨》里,右玉人民殷殷切切地期盼:

  天上下雨地上落,难活不过树挪窝,小老杨啊,你好好活!

  天生不会掉摸摸,俺有力气不闲着,小老杨啊,你好好活!

  栽了上坡栽下坡,一棵不活配几棵,等那绿荫铺满坡,搭个戏台唱秧歌!

  小老杨,你好好活……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在20任县委书记的接力带领下,在右玉所有人的努力下,如今,右玉全县森林覆盖率由不到0.3%提高到52%以上,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这么多年来,没有哪个地方如同右玉一样,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将风沙肆虐的荒漠变成了水草丰美的绿洲,没有哪个地方如同右玉一样,历任县委领导班子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都坚守着同一目标,同一方向,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为了植树,县委书记们殚精竭虑,调动一切可以用到的力量,发明了很多方法。地图、铁锹和水壶,成了他们必备的三件套,右玉每个单位办公室门后都放着一把铁锹,每一个机关干部都曾经是右玉的种树人。70多年来,右玉机关干部义务造林30多万亩,累计达2亿多天;义务绿化投入累计达6000多万元,每年坚持义务植树投劳捐款,人均达1万元;先后营造了文教林、政法林、财贸林、宣传林等十几个造林基地。直至今日,虽然右玉已经开始工程化、机械化植树,但这里的党员干部依然坚持优良传统,每年义务植树,并自发从个人工资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捐助植树。要知道,右玉地下探明煤炭储量达到34亿吨,如果进行开发,何愁GDP不爆发式增长?但右玉人却始终让它埋在地下,舍弃这可能会污染环境、破坏家园的“黑金”,全力追寻着绿色生产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出台了“四荒”承包、林权确权、退耕还林等一系列林业改革政策。右玉县也配套出台了相应政策,建立完善了林木管护制度,变义务管护为有偿管护,人民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一大批种树带头人陆续开始承包荒山、造林绿化。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第三代女性,属于新时代。她们在已经发展起来的右玉,与前两代有着不一样的梦想。她们的代表,名叫余晓兰。

  余晓兰出生在云南开远,那里四季如春、风景如画。余晓兰从小看惯了彩云之南的孔雀蹁跹、绿树成荫,她排行最小,是家里的“团宠”,可她身上没有一点娇气,一心想要做一番事业。1989年秋,为了心中的爱情,余晓兰放弃了当地的工作,跟随退伍的丈夫来到了他的家乡右玉。尽管丈夫提前跟她说过右玉的情况,可刚一下车,余晓兰还是很震惊,她完全没有想到,这世上居然还有这么荒凉的地方!到了新家,余晓兰更是目瞪口呆,公婆给他们办的婚礼非常简单,房子是租的,新衣服也没买,两套铺盖还有一套是旧的,七十块安家费是借的,另外还有四个洗脸盆和五十斤大米,这就是全部的家当。

  换成旁人也许就离开了,或者回云南,或者外出谋生。但余晓兰不想半途而废,她也有一帘幽梦,想和她深爱的人一起,守着绿色的家园,好好生活。于是,安顿下来以后,聪颖的余晓兰克服了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和丈夫一起在县城里靠着杀猪、种蘑菇、做酱油,甚至贩狗、卖茶等营生,慢慢改善了家庭状况。1992年,生活好起来的余晓兰跟着丈夫回了一趟他的老家南崔家窑村,当地的贫困给了她很大的触动。看着丈夫殷切的目光,余晓兰当即决定回到村里去,承包荒山,靠山吃山,靠滩吃滩,帮着大家改变生存状态。她的计划首先遭到了婆婆的反对。南崔家窑村地处晋蒙边界、长城脚下,全村才16户人家,婆婆怕她受苦。但倔强的余晓兰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干下去。她拿出五万积蓄,又向父亲和姐姐借了钱,承包下荒滩,买了村南4000多亩荒山、荒坡以及门前的三十亩乱石河滩。此后她和丈夫两个人把荒地上的石头刨出来,挖坑、栽苗、填土,然后用水浇灌。两人每天要往山上担60多担水浇树,有的地方太高,就一桶一桶地往上提,再蹲在树苗前,用水瓢舀上一棵一棵地浇。中午没时间吃饭,就拿馒头、烤土豆、方便面充饥,渴了就喝几口山泉水,累了就地躺下歇一会儿。

  回想起来,余晓兰觉得那段日子身体虽然累,可心里是幸福的。烤土豆绵软,山泉水甘甜,躺下的时候可以看看天上的云朵,还有心爱的人陪着说说话,而且经过一年的苦战,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夫妻俩终于在门前的三十亩荒滩上栽下了5000多棵苹果树,后来又围起了一个小苗圃,一边经营果园,一边治理荒山。两人天天数着晨星上山,天黑了才下山回家。七八年后,他们竟然只靠着自己的力量,种下了60多万株松树、3万多株杨树和果树,10亩人工沙棘苗,10亩柠条苗,还办起了家庭林场,培植树苗100多亩,完全形成了一个生态建设园区。

  然而,就在一切欣欣向荣的时候,2001年,余晓兰上山浇树时摔伤了腰椎,暂时回到了云南养伤。父亲和姐姐看着她原本俊俏现在变得乌黑的脸、满是老茧的手以及身上各种磕碰黑青,心疼极了,都不让她回右玉再过这样的日子了。余晓兰也有些犹豫,她何尝不想回到心心念念的家乡,陪着自己离开多年的亲人。右玉县政府相关部门知道了她的病情之后,先是给她寄去了一千元钱,时任县长的赵向东又从自己工资里拿出五百元寄去,然后又写了一封慰问信给她,让她安心养病。这些行为极大地感动了余晓兰,她最终还是告别了父亲和姐姐,选择回到右玉继续自己的事业。随后的日子里,她先后成立了生态绿化公司,从事种树、养殖和小杂粮加工,同时为乡亲们免费提供优质苗木、修剪果树、捐资助学。现在,她的公司有一支30多人的植树队伍,农忙时在家种地,农闲时到公司种树。光种树一项,每人每年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而当初她包下的4000亩荒地,已经扩大到了现在的1万多亩,他们亲手栽下的小树苗们,也早已经成片成林,满眼翠绿,成为了一片绿洲。余晓兰也先后获得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全国三八绿色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当选为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代表,成了右玉新女性的代言人。

  自2002年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全面实施以来,右玉大力度退还坡地耕地,集中连片种植沙棘、柠条和其他灌木,大力培植人工草场,加快推动草牧业发展。此举带动了一批规模养殖大户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右玉人像余晓兰一样,富裕起来以后回报家乡,带动更多的人投身其他产业。全县农村经济结构实现了由以农为主向以牧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右玉的绿色发展实现了再一次飞跃,先后获得了全国治沙先进单位、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绿化先进集体、美丽中国示范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联合国最佳宜居生态县、第十届中华环境优秀奖等诸多荣誉,成为了生态系统修复治理的成功范例。

  守着这份宝贵的财富,右玉县干部群众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中。右玉县曾经是朔州市唯一的国定贫困县,2018年,右玉在全省率先脱贫摘帽,2019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接近百分之十。曾经走口外的右玉人如今上演的是雁还巢。苍头河沿岸生态工程给当地文化旅游提供了绿色基础,杀虎口生态治理工程从单一种树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升了流域生态品质。右玉的绿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75万只羊、40万亩小杂粮、4.2万亩多样化种植土地、20多家绿色农业龙头企业……生态红利非常丰厚。2020年,右玉人民还继续坚持着背苗开路,一坑坑地挖、一棵棵地种,终于把树种满了最后一片宜林荒山。未来5年,右玉还要在全域绿化后继续投资14亿元,实施19个产业项目。

  2017年6月6日,右玉干部学院正式成立,所有学员都要去右玉老城、黄沙洼、南山森林公园绿化纪念碑等教学点进行现场教学,迎着风,冒着雨,重温入党誓词,并像右玉人民一样亲手种下一棵树。王明花书记等人就在这里担任着义务讲解员,向所有人讲述着那段辉煌灿烂的历史。如今全面展示着右玉植树成就的南山森林公园,以及由杀虎口长城文化旅游区、小南山森林公园、贾家窑松涛苑、苍头河生态走廊和中陵湖等景观组成的右玉县生态旅游示范区,正用一年四季不同的美丽、肥硕劲道的羊肉、烤得“吱吱”作响的土豆、酸酸甜甜的沙棘汁以及高雅的森林音乐会等专属于右玉的风景,吸引着各地的游人。要知道,那升起在右玉天空的一缕炊烟,那流淌在右玉大地的一条小河,还有那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就是我们记忆里的童年,就是我们梦想中的晚年,就是我们心目中,中国本来的样子。

  【朱伊文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