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村里都知道，秦克林家的媳妇李二妮，实在是个窝囊女人。

　　不爱说话，每天不出门不动弹，农活干不了，其他不愿干，啥事都不参加也不关心，就在家里纳个鞋底子做个饭，手里还不出活，半天做不出个像样的东西来，自己穿的衣服都是破的补不起来，孩子和老汉身上更是没有整齐过，把秦克林又当爹又当妈。秦克林多少瞧不上她，叫她活死人，和她说话就没个好声。

　　就是这么一个人，今天居然拿上锄头下地了!在那哼哧哼哧颤颤巍巍地，慢慢侍弄着麦苗。

　　日头高照，哪儿都明晃晃地，村里人还是都以为看错了，一遍遍确认以后，才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人问李二妮：你咋来了?

　　李二妮擦擦汗，甩着手，抖抖小脚上的土：“他爹说我来，你要吃饭，就去锄麦子;要不吃，就拉倒。这说的是个人话?我还能不吃饭?”

　　这一幕发生在1947年的山西平顺。平顺地处太行山南端上党盆地的边缘地带，境内沟壑迂回，土地贫瘠，土薄石厚，水源奇缺，千百年来就唱着一首歌：“淌流的河啊涌动的水，刮泥卷土到南北(河南、河北)。涝年处处遭洪灾，旱年百里寻饮水。”李二妮所在的西沟村更是一个“光山秃岭乱石沟，庄稼十年九不收”的穷山沟。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有大小山头232个，深浅山沟230多条。人们说它：山连山，沟套沟，山是光头山，沟是乱石沟，冬季雪花卷风沙，夏天洪水如猛兽。

　　环境闭塞落后导致思想上更封建，信奉“好女走到院，好男走到县”的平顺人民，守着贫瘠的家园，也不做改变，也不走出去，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忍着冻，挨着饿。193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赴太行山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里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日子，终于慢慢地，有了光亮。

　　1929年，15岁的李顺达跟着父亲和母亲郭玉芝从河南林县逃荒到了西沟，全家租种5亩瘠薄山地，然而劳动一年交租后，所剩无几，根本没有办法糊口。有一年打下的粮食全部交了租，还欠下3石粮食债，只能吃糠菜度日，无奈之下，家里甚至将一个孩子送给了别人。可是这样也没过上好日子，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不久，李顺达的父亲在晋城又因讨要工资死于非命，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了母亲郭玉芝身上。据李顺达回忆，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穿的一条裤子，因为缝补太多，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没有新鞋，鞋破了就打掌子，掌子摞掌子，最后钉到七斤半，走都走不动。

　　1938年，共产党来到平顺建立根据地，当年2月，平顺县第一个秘密基层党组织在西沟成立，李顺达第一次看到了人生的希望。7月，李顺达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西沟村支部书记和武委会主任，积极响应根据地政府的号召，提出了“山区要想富，发展农林牧”的主张，一面带领群众发展生产，一面组织民兵配合八路军抗击日军。由于他积极组织群众和民兵生产度荒、支前参战，连年被评为劳动模范、民兵战斗英雄。1939年，李顺达还在西沟村民兵自卫队中担任队长，带领西沟民兵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前后参加了17次战斗，有力地配合了当地八路军对日军的反“扫荡”行动。

　　1941年到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极端困难时期，太行老区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降日反共以及连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只能靠采树叶、挖野菜、吞草根、食咸土充饥度日，太行区受灾人口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为确保农业生产顺利进行，西沟村接连成立了农会、青救会、妇救会、武委会等各种抗日救国群众团体。李顺达白天带领民兵劳动，晚上组织练武，开展生产自救。1942年，西沟村被边区政府表彰为“劳武结合模范村”，李顺达被平顺县抗日政府表彰为“劳武结合英雄”。但是这一年，日军频繁扫荡，加上春旱连着夏洪，良田被大量冲毁，生产自救、度过灾荒成了燃眉之急，人们不仅以糠为食，连树上的树叶都被吃光了。为了克服因日军“扫荡”和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响应党中央“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面对老西沟“石头山、石头沟、没土全石头，谁见也发愁”的现状，经过一番冥思苦想，1943年2月的春忙时节，在与群众讨论后，李顺达联络了宋金山、李达才、路文全等6户农民，把村中分散的劳动力集中起来，成立了生产互助组，分工协作互相帮助，建立了在全国成立较早的农业劳动互助组——李顺达互助组，从此开启了西沟人民“向自然要粮”的新模式。

　　为了永远改变西沟村穷山恶水的面貌，在党的精神指引下，在李顺达的带领下，组员之间开展了“我有半口汤，不能让你饿得慌”的互救活动，制订了开荒30亩的生产计划，组织组员以计工方式开荒种菜，以菜充粮，以菜接粮。其他村民也纷纷要求参加，不到一个月时间，互助组由6户发展到16户，改为互助拔工大队，李顺达任大队长。此外，互助组还把西沟村妇女也组织起来，成立了纺织、喂猪小组。西沟人起早摸黑，奔走在开田、植树、修坝的工地上，在石头山上见缝插针栽树，把流河沟边角开垦成地。上山栽树的时候，老百姓最早也想不通，觉得这山上要能栽了树，早就有人栽上了。可李顺达不断鼓励大家：“毛主席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一棵就不愁一坡，一定要干下去。”就这样从冬末干到春天，互助组共开荒35亩地，全部种上了蔬菜，到夏季蔬菜成熟时节，吃都吃不完。一年之后，西沟村不仅发展了生产，村民们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样样都不耽误。“山上造林，河沟修地，组织合作社，改造大自然”的发展计划让西沟村原本贫困的生活逐渐变得殷实起来，一个几乎不具备生存条件的村落建成了全国闻名的模范村。做出了成绩，荣誉也接踵而来。1943年，李顺达和已经是党员的母亲郭玉芝在平顺县召开的劳英会上荣获了头名，县里还奖励了李顺达一头大黄牛、郭玉芝一台纺织机。

　　就在西沟村热火朝天建设家园的时候，离得不远的山南底村，有一双亮晶晶眼睛的小女孩申纪兰，也在感受着每天新鲜的变化。申纪兰的父亲走的早，为了让她这个劳力早早干活，也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申纪兰的母亲没有给她缠脚，小小的姑娘既懂事又能吃苦，什么活也干，给家里做了不少贡献。1943年，平顺遭了蝗灾，山南底村已经有了临时互助组，县里组织人灭蝗，申纪兰也主动参加，结果遭了大罪：一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吃住都没地方，一到晚上眼睛也睁不开。后来有几个妇女因跟不上集体就回去了，男人们也让申纪兰回去，可她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最后还给家里挣了工分。因为她能吃苦，山南底村成立妇救会的时候，妇救会主席龙月秀就让她参加，申纪兰年纪最小，可她特别爱听里面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的道理。后来，山南底村又成立了纺花组，她就跟妇救会的人报名参加了。在随后的百日纺织运动中认识了郭玉芝，郭玉芝也非常喜欢这个能干的小姑娘。

　　1943年7月，邓小平特意撰文，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肯定了西沟村和李顺达的成绩：“过了无数曲折，遇到过不少的困难，到现在，我们才摸索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使我们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需要，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打击了敌人的掠夺计划，也为反攻和战后建设做了不少的准备。”11月2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大会上提出，互助合作“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这篇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为后来的中国农业互助合作发展道路指出了方向。1944年11月，李顺达作为互助组带头人，出席了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被评为“生产互助一等英雄”，领到了一头大黄牛和一面写有“边区农民的方向”的锦旗。1948年，平顺县人民政府专门给李顺达颁发了一块“劳动起家”牌匾，这块匾至今仍然悬挂在李顺达的老宅大门上。那面锦旗也从那时起，一直高高地飘扬在太行山上。

　　1946年，18岁的申纪兰从山南底村嫁到西沟，正好赶上了西沟的建设高峰，赶上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从此，申纪兰的命运就与西沟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嫁过来的第六天，新媳妇申纪兰就走出家门，开始下地劳动，这在当时还成了流传一时的新闻。要知道，从汉代刘向撰《列女传》，赞扬贞节、端庄、温顺、明义的女性以来，整个封建时代，女子地位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女性被限制在家庭中，过着失语的生活。唐代白居易曾写下“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的诗句;到了宋代，程朱理学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计其数的女子在这样的训条下，悲惨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虽然1840年以后，随着近代思想的传入和维新运动的开展，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女子境遇的不公平，呼吁改变现状。可是积重难返，几千年传统的积淀，要更改谈何容易!中国最早自办的女学堂由清末慈善家经元善等人于1898年创立，但1900年就迫于各方面压力停办。延至20世纪初，不但女学甚少，即使入学女生也寥若晨星。直到1907年，清政府才下令开办女学堂，可即便是女学堂毕业，女性可从事的职业也非常少。妇女经济的独立和地位的提高，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在贫困的太行山区，那时候信奉的更是“再好的闺女锅台上转”等观念，此文开头的李二妮，就是深受这种观念影响、不肯出门的女性。甚至到80年代初，印象中的奶奶，还是包着头，顶上一块白毛巾，裹着小脚，一年四季黑色大布衫，一年四季围着锅台转的模样。如今的女性想上班出门就工作，想旅游抬脚就出发，每个月赚钱自己花，有了困难可以和爱人一起分担，能和男性自由平等——这样的日子，其实不过才几十年而已。

　　劳动曾真真切切带给了小申纪兰命运的改变、实实在在改善过她家庭的困顿，所以不管别人说什么，申纪兰都明白劳动是件好事。她在西沟村加入了互助组，为根据地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她的表现，郭玉芝都看在眼里，1949年，郭玉芝找到申纪兰，让她参与西沟村的各项工作。1950年，申纪兰发动几个好姐妹成立了互助组。1951年，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发出“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倡议，倡议书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当时全国各地有1938个互助组和1681名劳模迎战，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热潮”。1952年，上级批准后，李顺达等28户农民创办了“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李顺达被选为社长，申纪兰为副社长，分管妇女工作。那时候社里劳力少，李顺达就让申纪兰发动妇女下地劳动。

　　当时农业社里有26户，李顺达在去苏联开会前，就把动员这26户的妇女下地劳动的任务交给了申纪兰。申纪兰召开了农业社妇女大会，动员妇女劳力下地干活，可是到会还不到一半人，连一些过去妇救会的积极分子也打了退堂鼓。有的妇女想出来参加劳动，可是家里男人不支持，说“妇女动弹能弄个甚?家里一堆事怎么下地?”不让出来，好多人就又退了回去。同时，妇女自身也没信心，觉得“怎么劳动也显不出来”。到最后，总算动员了三个积极分子，李顺达媳妇吕桂兰加上申纪兰，总共五个人。就这五个人，还没怎样干活，就又跑了三个。申纪兰心中明白，妇女们不想出来，除了男人们阻拦外，家里的家务事太多，觉得挣不了工分也是重要原因。

　　当时男女干一样的活，给的工分却是不一样的，女人只有男人的一半。第二天，申纪兰就去找支委宋金山，提出自己想要妇女多挣点工分的想法，宋金山安慰她不要急，先教妇女们学干技术活儿。正好县上有个技术培训班，宋金山就让申纪兰和吕桂兰先去学习，学回来再教其他人。申纪兰觉得是个办法，就和吕桂兰一起去了。县里学习期间，宋金山以支部名义开了个扩大会，给那些不愿意叫家属出来的男人做了做工作。等到申纪兰学成回来，正好赶上地里该锄麦苗，她就和宋金山商量，动员妇女们来锄沙地栈的地，宋金山爽快地答应了。

　　可是这件事进展仍不顺利。尽管申纪兰是带着新学的农业技术回来的，她白天说了晚上说，会场说完家里说，说来说去，愿意来的还是只有7个妇女。申纪兰想到了李二妮，只要她肯来，全村的妇女肯定都能来。于是，有一天散了会，她就去了李二妮家。刚进门，申纪兰问：“家里有人吗?”李二妮在里头说：“没人。”那时候的妇女，只要男人不在家就当自家没人。面对申纪兰的劝说，李二妮刚开始怎么也不去，反而说：“你进步，你去下地。我活了半辈子，死了就是一辈子，解放不解放吧。”申纪兰劝李二妮：“参加了劳动，能多挣劳动日，能多分些红，也能缝件新衣裳穿，不用一直穿破旧衣裳。”李二妮还是不乐意，申纪兰急了，问李二妮：“他爹瞧不起你，你能怨谁?你要劳动了，就能挣上工分，多劳动多挣工分，想换件新衣裳就换，不用靠他爹。你看全村妇女都下地了，就你在家，瞧他都笑话你哩。”这话说到了李二妮的痛处，李二妮也知道秦克林看不上自己，心里希望自己男人多喜欢自己一点。于是，她嘴上虽还说着“人家劳动是享受，我不能劳动就受苦”，可神色已经有了松动。申纪兰又找到秦克林，跟他说要支持李二妮下地，秦克林答应劝说李二妮。第二天一早，李二妮真的来了。李二妮的到来，让妇女们都轰动了。当天，申纪兰就让村广播把李二妮下地的事广播了一遍，并且大大表扬了她一番。紧接着，全村妇女受到鼓舞，自然而然也就都下地了。为了方便妇女劳动，申纪兰还办了个托儿所，找了个老太太，把孩子们看住，腾出劳力。可大家锄了三天麦子之后，新的问题又来了：不管干的多好，那时候十分算一个劳动日，两个妇女劳力只能算一个男劳力，所以妇女辛苦一天，还是只能记五分。妇女们一看还是老样子，有人就不愿意下地了，说还不如在家纳鞋底哩，纳一对鞋底还能挣三升米。申纪兰反复给妇女们做工作，劝说大家，“就是纳鞋底挣上米了，谁看起你了?还是劳动光荣。都是个人，妇女怎么不行啊!”可是说不通这些善于“算计”的家庭妇女，没有办法，申纪兰就和吕桂兰、张雪花等先进分子硬着头皮干，下定决心要做出个样子，让其他人都看看。

　　机会很快就来了。那时候种麦子要先耙地：一个人牵着牲口，一个人蹬耙，一般是男人蹬耙，妇女牵牲口，男人挣十分，妇女挣五分。有一天，张雪花和马玉兴耙地，张雪花牵着牲口，马玉兴蹬耙。耙了一上午，张雪花也不累，就问:“我能不能蹬耙?”耙地是个技术活儿，用对了劲才能把地耙平，马玉兴问她：“不怕摔下来?”张雪花说不怕，下午，两人就换了一下，雪花上了耙。刚开始张雪花找不对这个重心，前后左右晃悠，蹬得不稳。但也仅仅过了一会儿，她就掌握了技巧，耙也走稳了，身子也不晃了。从地里回来，高兴的张雪花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申纪兰，到夜里申纪兰和张雪花去领工票时，记工员还想给她记五分。张雪花说了自己蹬耙的事，马玉兴也夸她地耙得不赖。申纪兰忙说，这工就该记成一样。宋金山也说：“记成一样呗，那还怎么记?”就这样，妇女张雪花和男人马玉兴第一次记成一样的工分——十分。

　　这可不是简单的十分。这个小小的举动，仿佛历史的定格，从此掀开了中国妇女命运的新篇章。这个“十分”从小山沟里出发，波及全山西，全国，乃至全世界，影响了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以及可以想到的现在和未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女性。平等的人生机遇和工作待遇，给了女性源源不断的底气。

　　“十分”这件事以后，妇女们知道，只要能干技术活，干得好技术活，就能跟男人挣一样工分，下地的积极性就都提高了。但要想这个个别事件改变人们的观念，成为规章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久后，申纪兰找到了党支部宋金山、王周则，提议妇女和男人们搞三场竞赛，看看到底谁干的好。支部同意之后，申纪兰立刻大刀阔斧地组织起来。第一场竞赛是往地里撒肥。以往男人撒肥计十分，妇女只能计七八分。比赛一开始，申纪兰号召大家把地划成行，一行一行往里撒，保证又匀又实。大家跟着照办，不到晌午，妇女就干完了这块地。而男人们是干一干，歇一歇，抽袋烟，到晌午还没干完。这第一场，申纪兰和雪花、桂兰都是十分，二妮记了七分。第二场比赛是间苗。间苗是个细活儿，男人们蹲下，一会儿就腰酸腿麻，想快也快不了。到最后一算，男人们干一天挣八分，女人们挣到十分，有的还到了十一分。第三场比赛也是一样，都是这群勤快的妇女们胜出。

　　竞赛结束后，党组织就规定：无论男女，干活挣到了就给你记十分。挣不到的，就是体力不行、技术不行，或不按时上工。

　　这个制度，叫做男女同工同酬。

　　申纪兰曾说过：“我带领妇女同工同酬，就是这个决心，为妇女争口气。我们妇女是个人，为什么不能当人待?我觉着问题的关键，也不是男人和妇女对立，主要是封建思想。为什么那小妇女还得给她裹住脚?就把妇女不当成人?我觉着解决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个小事情。我们就要为半边天争光、争气，要是妇女不给妇女争光，你代表什么妇女?旧社会不把妇女当成人，男人就能到县里，妇女只能到院里。现在共产党多好啊，妇女不单到院里，也能到省里头了，这就行了。男劳力也不都是一样的，也有软弱的，也有没劲的，他们都挣十分也不公道。我们只能挣少分也不公道，所以就是为了这个不公道，才争取同工同酬。理不辩不明，同工同酬为了个甚?是说妇女有能力，也能干男人的活儿，要尊重妇女。”

　　男女同工同酬和合理的“六定一奖”(定劳力、定耕作面积、定耕牛农具、定农家肥、定产量指标、定工分报酬，超产奖励和欠产扣减)计酬办法，大大激发了西沟社员的热情和干劲。不仅粮食亩产增加了，西沟人还在4千米长滩和7条大沟内修筑疏洪大坝一万多米，修筑涵洞一千余米，修筑拦洪坝、谷坊800余座，修造梯田900亩，沟滩造田500亩。他们肩挑车推，动用土石方250多万立方米，打造出了美丽的崭新家园。

　　1952年，长治地委召开互助合作会议，介绍妇女工作经验，县委书记李琳推荐申纪兰参加，从没出过远门的申纪兰，骑上驴，和马玉兴一起，早晨出发，下午到了长治。会上，李琳安排申纪兰讲讲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过程。申纪兰从自己被选为副社长，到发动妇女参加劳动的过程说了一遍，足足在台上说了一个多小时。刚开始，申纪兰还有点紧张，后来慢慢就讲出了自己的情感，当她说到：妇女争取到同酬以后，男人们也开始关心起妇女来了，合作社的妇女干部也多了。男人也说，妇女下地也得注意身体，不能累坏了。妇女参加了劳动，在家里也有地位了，李二妮参加劳动，秦克林还给她做了件新衣裳;张雪花以前在家经常受气，现在他男人见人就说，过去雪花是个吃闲饭的，现在成了家里的宝贝了;自己婆婆也说，从前是指望老汉活哩，现在离了纪兰可不行，今年婆婆给她做了两身新衣裳，还缝了一条花褥子。当她说到我们妇女解放了，发动妇女同工同酬，也不容易，同工同酬要没有党的培育党的领导也不行等等结论时，会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会议结束后，当时在场的记者蓝邨怀着激动的心情，写出了长篇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专版发表了这篇通讯，报道了她们的事迹。申纪兰成为现代中国农村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第一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申纪兰和她所倡导的同工同酬从此走向全国。“男女同工同酬”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以李顺达、申纪兰为代表的西沟人，经过合作社十几年的治山治沟，拦洪筑坝，绿化山林，从一棵苹果树栽起，终于把曾经贫瘠的西沟变成了绿色西沟。1955年，毛泽东主席特意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中介绍西沟的文章写了编者按，指出：这个合作社办了3年，变成了一个包括283户的大社。……由于大家的努力，3年功夫，已经开始改变了面貌。劳动力的利用率，比抗日以前的个体劳动时期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十点六，比建社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一，这个合作社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能够大量增产，为什么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不能够更加大量地增产呢?

　　1953年初，申纪兰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4月，她被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又一次骑着驴，换乘火车，走出家门，走出西沟，走出长治，走到北京，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6月，申纪兰还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走出国门，出席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现在的西沟展览馆里还保留着几张申纪兰参加妇女大会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穿一袭旗袍，细眉弯弯，端庄典雅里透着几分羞涩，眼睛很亮，神情虔诚。那份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从1946年至今，伴随着西沟的腾飞发展，延续了70多年，一直如星光一般，闪烁在申纪兰的眼睛里。1954年，申纪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25岁第一次当选至2020年，她是唯一连任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基本上她每一次的提案，都和农业农村有关。比如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935号建议：要珍惜和爱护每一寸土地的建议;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615号建议：关于整合归并惠农扶贫补贴项目的建议;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422号建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建议等等。历年来，申纪兰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改革先锋”等称号，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切接见过她。2009年5月25日，习近平同志为她题词“太行精神光耀千秋，纪兰精神代代相传”;2019年，申纪兰还和钟南山等人一起，获得了“共和国勋章”。

　　但是，几十年来，不管到哪里，不管担任任何职务，不管获得了多少荣誉，申纪兰始终强调，“我的户口在农村，我的单位在西沟，我的身份是党员，我的级别是农民”，保持着最朴素的精神风貌。1973年，她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筹备委员会主任，此后一直担任省妇联主任到1983年。在此期间，申纪兰坚持“不领工资、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坐专车、不要住房、不脱离农村”的原则。妇联让她填表转户口，她不填;给她准备了住房，她不住;给她准备了公车，她不坐。第一次在太原只待了半年就回到了西沟，坐长途车，从太原到长治，从长治到平顺，最后再走回西沟。她说，当回到西沟，脚踩进土地时，感觉自己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于是，申纪兰认定，自己就属于这方土地这方人，根本离不开西沟。等回到妇联，她立刻申请不要职务，要回到西沟。省委领导无奈之下，最后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案：申纪兰可以回到西沟劳动，但同时还要继续担任省妇联主任。要知道，假如申纪兰留在妇联乃至前往更高级别的部门工作，个人发展都会比在西沟做一个农民强太多。但申纪兰就是坚守着农村本色，始终没有离开脚下热爱的土地，始终带领着西沟村奋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沿。从她来到西沟并学习了接生技术后，西沟三代人都是她亲手接生的。她是真真切切地把自己融入了西沟的山水间，而西沟的每一个人、每一条沟、每一棵树、每一棵草、每一朵花也同样都认得她，都热爱着她，这个永远有劲头的热气腾腾的大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席卷全国的农村改革大潮，申纪兰带头在西沟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村经济总收入、粮食产量、人均收入均有大幅度提高。申纪兰自己出差办事，给村里联系业务，始终坚持坐班车，或者搭顺风车，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便宜的饭。为村里打井、办事贴了很多钱，她从来也没有报销过一分钱。她的住处，常年开着大门，大家可以随时来找她反映问题。而申纪兰最著名的故事，就是丢碗，因为她总是吃着饭便有人找，就端着碗出去解决问题了，边吃边说，走哪碗就丢到哪，不知道丢了多少碗，也不知道就这样解决了群众的多少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申纪兰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带领群众发展生态经济、绿色经济，创办扶贫工厂，着力推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2013年，为响应国家号召，西沟村关停了污染企业，开始走一条发展绿色经济的道路。光伏大棚、香菇种植、土布刺绣、观光旅游、森林休闲、田园采摘、农产品开发等产业欣欣向荣。近几年，西沟村更是顺应国家发展经济的政策，造林绿化总面积达到了25000亩，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已建成观光旅游、森林休闲、田园采摘、农产品开发四大园区，成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中国西沟”“凤毛麟角”“麒麟玉标”以及富有民族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意义的大型浮雕壁画相继完成，果汁、矿泉水生产线、酒店等产业也相继建成。这些都成为西沟村品牌化经营、打造名牌产品、推动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西沟村已经初步形成了建筑建材、冶炼化工、农副产品加工和外向型企业为主的新格局，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更难得的是，多年来，西沟村村委一直对群众承诺“不让一户群众住危房，不让一个群众看不起病，不让一个学生上不起学，不让一个家庭生活在贫困中”。西沟村里电、水、种子、化肥、农药、子女上学、科技服务等适当减免费用，统一管理，实现了“少有所教、老有所养、人有所干、病有所看、乐有所从”，在太行山区乃至全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这份对党忠诚、信念坚定、不怕困难、勇于进取的精神，不仅成就了西沟的蓬勃发展，还辐射着周边乃至全国各省市，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2020年6月28日凌晨，申纪兰在山西长治逝世，享年91岁。她经营一生的西沟，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了白云深处的美丽人家。从过去的荒山植树造林、打坝造堤，到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申纪兰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带领西沟的干部群众一直走在前头。她虽然已经离去，但她的精神一直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她的精神感召下，数以万计的第一书记在农村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在她的精神感召下，全国无数共产党员全力奔赴乡村振兴这个新的战场;在她的精神感召下，充满希望的中国田野上，每天都在以最快的速度，发生着崭新的、美好的奇迹!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整个村里都知道，秦克林家的媳妇李二妮，实在是个窝囊女人。

　　不爱说话，每天不出门不动弹，农活干不了，其他不愿干，啥事都不参加也不关心，就在家里纳个鞋底子做个饭，手里还不出活，半天做不出个像样的东西来，自己穿的衣服都是破的补不起来，孩子和老汉身上更是没有整齐过，把秦克林又当爹又当妈。秦克林多少瞧不上她，叫她活死人，和她说话就没个好声。

　　就是这么一个人，今天居然拿上锄头下地了!在那哼哧哼哧颤颤巍巍地，慢慢侍弄着麦苗。

　　日头高照，哪儿都明晃晃地，村里人还是都以为看错了，一遍遍确认以后，才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人问李二妮：你咋来了?

　　李二妮擦擦汗，甩着手，抖抖小脚上的土：“他爹说我来，你要吃饭，就去锄麦子;要不吃，就拉倒。这说的是个人话?我还能不吃饭?”

　　这一幕发生在1947年的山西平顺。平顺地处太行山南端上党盆地的边缘地带，境内沟壑迂回，土地贫瘠，土薄石厚，水源奇缺，千百年来就唱着一首歌：“淌流的河啊涌动的水，刮泥卷土到南北(河南、河北)。涝年处处遭洪灾，旱年百里寻饮水。”李二妮所在的西沟村更是一个“光山秃岭乱石沟，庄稼十年九不收”的穷山沟。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有大小山头232个，深浅山沟230多条。人们说它：山连山，沟套沟，山是光头山，沟是乱石沟，冬季雪花卷风沙，夏天洪水如猛兽。

　　环境闭塞落后导致思想上更封建，信奉“好女走到院，好男走到县”的平顺人民，守着贫瘠的家园，也不做改变，也不走出去，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忍着冻，挨着饿。193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赴太行山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里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日子，终于慢慢地，有了光亮。

　　1929年，15岁的李顺达跟着父亲和母亲郭玉芝从河南林县逃荒到了西沟，全家租种5亩瘠薄山地，然而劳动一年交租后，所剩无几，根本没有办法糊口。有一年打下的粮食全部交了租，还欠下3石粮食债，只能吃糠菜度日，无奈之下，家里甚至将一个孩子送给了别人。可是这样也没过上好日子，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不久，李顺达的父亲在晋城又因讨要工资死于非命，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了母亲郭玉芝身上。据李顺达回忆，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穿的一条裤子，因为缝补太多，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没有新鞋，鞋破了就打掌子，掌子摞掌子，最后钉到七斤半，走都走不动。

　　1938年，共产党来到平顺建立根据地，当年2月，平顺县第一个秘密基层党组织在西沟成立，李顺达第一次看到了人生的希望。7月，李顺达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西沟村支部书记和武委会主任，积极响应根据地政府的号召，提出了“山区要想富，发展农林牧”的主张，一面带领群众发展生产，一面组织民兵配合八路军抗击日军。由于他积极组织群众和民兵生产度荒、支前参战，连年被评为劳动模范、民兵战斗英雄。1939年，李顺达还在西沟村民兵自卫队中担任队长，带领西沟民兵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前后参加了17次战斗，有力地配合了当地八路军对日军的反“扫荡”行动。

　　1941年到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极端困难时期，太行老区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降日反共以及连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只能靠采树叶、挖野菜、吞草根、食咸土充饥度日，太行区受灾人口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为确保农业生产顺利进行，西沟村接连成立了农会、青救会、妇救会、武委会等各种抗日救国群众团体。李顺达白天带领民兵劳动，晚上组织练武，开展生产自救。1942年，西沟村被边区政府表彰为“劳武结合模范村”，李顺达被平顺县抗日政府表彰为“劳武结合英雄”。但是这一年，日军频繁扫荡，加上春旱连着夏洪，良田被大量冲毁，生产自救、度过灾荒成了燃眉之急，人们不仅以糠为食，连树上的树叶都被吃光了。为了克服因日军“扫荡”和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响应党中央“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面对老西沟“石头山、石头沟、没土全石头，谁见也发愁”的现状，经过一番冥思苦想，1943年2月的春忙时节，在与群众讨论后，李顺达联络了宋金山、李达才、路文全等6户农民，把村中分散的劳动力集中起来，成立了生产互助组，分工协作互相帮助，建立了在全国成立较早的农业劳动互助组——李顺达互助组，从此开启了西沟人民“向自然要粮”的新模式。

　　为了永远改变西沟村穷山恶水的面貌，在党的精神指引下，在李顺达的带领下，组员之间开展了“我有半口汤，不能让你饿得慌”的互救活动，制订了开荒30亩的生产计划，组织组员以计工方式开荒种菜，以菜充粮，以菜接粮。其他村民也纷纷要求参加，不到一个月时间，互助组由6户发展到16户，改为互助拔工大队，李顺达任大队长。此外，互助组还把西沟村妇女也组织起来，成立了纺织、喂猪小组。西沟人起早摸黑，奔走在开田、植树、修坝的工地上，在石头山上见缝插针栽树，把流河沟边角开垦成地。上山栽树的时候，老百姓最早也想不通，觉得这山上要能栽了树，早就有人栽上了。可李顺达不断鼓励大家：“毛主席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一棵就不愁一坡，一定要干下去。”就这样从冬末干到春天，互助组共开荒35亩地，全部种上了蔬菜，到夏季蔬菜成熟时节，吃都吃不完。一年之后，西沟村不仅发展了生产，村民们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样样都不耽误。“山上造林，河沟修地，组织合作社，改造大自然”的发展计划让西沟村原本贫困的生活逐渐变得殷实起来，一个几乎不具备生存条件的村落建成了全国闻名的模范村。做出了成绩，荣誉也接踵而来。1943年，李顺达和已经是党员的母亲郭玉芝在平顺县召开的劳英会上荣获了头名，县里还奖励了李顺达一头大黄牛、郭玉芝一台纺织机。

　　就在西沟村热火朝天建设家园的时候，离得不远的山南底村，有一双亮晶晶眼睛的小女孩申纪兰，也在感受着每天新鲜的变化。申纪兰的父亲走的早，为了让她这个劳力早早干活，也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申纪兰的母亲没有给她缠脚，小小的姑娘既懂事又能吃苦，什么活也干，给家里做了不少贡献。1943年，平顺遭了蝗灾，山南底村已经有了临时互助组，县里组织人灭蝗，申纪兰也主动参加，结果遭了大罪：一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吃住都没地方，一到晚上眼睛也睁不开。后来有几个妇女因跟不上集体就回去了，男人们也让申纪兰回去，可她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最后还给家里挣了工分。因为她能吃苦，山南底村成立妇救会的时候，妇救会主席龙月秀就让她参加，申纪兰年纪最小，可她特别爱听里面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的道理。后来，山南底村又成立了纺花组，她就跟妇救会的人报名参加了。在随后的百日纺织运动中认识了郭玉芝，郭玉芝也非常喜欢这个能干的小姑娘。

　　1943年7月，邓小平特意撰文，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肯定了西沟村和李顺达的成绩：“过了无数曲折，遇到过不少的困难，到现在，我们才摸索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使我们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需要，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打击了敌人的掠夺计划，也为反攻和战后建设做了不少的准备。”11月2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大会上提出，互助合作“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这篇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为后来的中国农业互助合作发展道路指出了方向。1944年11月，李顺达作为互助组带头人，出席了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被评为“生产互助一等英雄”，领到了一头大黄牛和一面写有“边区农民的方向”的锦旗。1948年，平顺县人民政府专门给李顺达颁发了一块“劳动起家”牌匾，这块匾至今仍然悬挂在李顺达的老宅大门上。那面锦旗也从那时起，一直高高地飘扬在太行山上。

　　1946年，18岁的申纪兰从山南底村嫁到西沟，正好赶上了西沟的建设高峰，赶上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从此，申纪兰的命运就与西沟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嫁过来的第六天，新媳妇申纪兰就走出家门，开始下地劳动，这在当时还成了流传一时的新闻。要知道，从汉代刘向撰《列女传》，赞扬贞节、端庄、温顺、明义的女性以来，整个封建时代，女子地位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女性被限制在家庭中，过着失语的生活。唐代白居易曾写下“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的诗句;到了宋代，程朱理学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计其数的女子在这样的训条下，悲惨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虽然1840年以后，随着近代思想的传入和维新运动的开展，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女子境遇的不公平，呼吁改变现状。可是积重难返，几千年传统的积淀，要更改谈何容易!中国最早自办的女学堂由清末慈善家经元善等人于1898年创立，但1900年就迫于各方面压力停办。延至20世纪初，不但女学甚少，即使入学女生也寥若晨星。直到1907年，清政府才下令开办女学堂，可即便是女学堂毕业，女性可从事的职业也非常少。妇女经济的独立和地位的提高，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在贫困的太行山区，那时候信奉的更是“再好的闺女锅台上转”等观念，此文开头的李二妮，就是深受这种观念影响、不肯出门的女性。甚至到80年代初，印象中的奶奶，还是包着头，顶上一块白毛巾，裹着小脚，一年四季黑色大布衫，一年四季围着锅台转的模样。如今的女性想上班出门就工作，想旅游抬脚就出发，每个月赚钱自己花，有了困难可以和爱人一起分担，能和男性自由平等——这样的日子，其实不过才几十年而已。

　　劳动曾真真切切带给了小申纪兰命运的改变、实实在在改善过她家庭的困顿，所以不管别人说什么，申纪兰都明白劳动是件好事。她在西沟村加入了互助组，为根据地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她的表现，郭玉芝都看在眼里，1949年，郭玉芝找到申纪兰，让她参与西沟村的各项工作。1950年，申纪兰发动几个好姐妹成立了互助组。1951年，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发出“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倡议，倡议书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当时全国各地有1938个互助组和1681名劳模迎战，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热潮”。1952年，上级批准后，李顺达等28户农民创办了“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李顺达被选为社长，申纪兰为副社长，分管妇女工作。那时候社里劳力少，李顺达就让申纪兰发动妇女下地劳动。

　　当时农业社里有26户，李顺达在去苏联开会前，就把动员这26户的妇女下地劳动的任务交给了申纪兰。申纪兰召开了农业社妇女大会，动员妇女劳力下地干活，可是到会还不到一半人，连一些过去妇救会的积极分子也打了退堂鼓。有的妇女想出来参加劳动，可是家里男人不支持，说“妇女动弹能弄个甚?家里一堆事怎么下地?”不让出来，好多人就又退了回去。同时，妇女自身也没信心，觉得“怎么劳动也显不出来”。到最后，总算动员了三个积极分子，李顺达媳妇吕桂兰加上申纪兰，总共五个人。就这五个人，还没怎样干活，就又跑了三个。申纪兰心中明白，妇女们不想出来，除了男人们阻拦外，家里的家务事太多，觉得挣不了工分也是重要原因。

　　当时男女干一样的活，给的工分却是不一样的，女人只有男人的一半。第二天，申纪兰就去找支委宋金山，提出自己想要妇女多挣点工分的想法，宋金山安慰她不要急，先教妇女们学干技术活儿。正好县上有个技术培训班，宋金山就让申纪兰和吕桂兰先去学习，学回来再教其他人。申纪兰觉得是个办法，就和吕桂兰一起去了。县里学习期间，宋金山以支部名义开了个扩大会，给那些不愿意叫家属出来的男人做了做工作。等到申纪兰学成回来，正好赶上地里该锄麦苗，她就和宋金山商量，动员妇女们来锄沙地栈的地，宋金山爽快地答应了。

　　可是这件事进展仍不顺利。尽管申纪兰是带着新学的农业技术回来的，她白天说了晚上说，会场说完家里说，说来说去，愿意来的还是只有7个妇女。申纪兰想到了李二妮，只要她肯来，全村的妇女肯定都能来。于是，有一天散了会，她就去了李二妮家。刚进门，申纪兰问：“家里有人吗?”李二妮在里头说：“没人。”那时候的妇女，只要男人不在家就当自家没人。面对申纪兰的劝说，李二妮刚开始怎么也不去，反而说：“你进步，你去下地。我活了半辈子，死了就是一辈子，解放不解放吧。”申纪兰劝李二妮：“参加了劳动，能多挣劳动日，能多分些红，也能缝件新衣裳穿，不用一直穿破旧衣裳。”李二妮还是不乐意，申纪兰急了，问李二妮：“他爹瞧不起你，你能怨谁?你要劳动了，就能挣上工分，多劳动多挣工分，想换件新衣裳就换，不用靠他爹。你看全村妇女都下地了，就你在家，瞧他都笑话你哩。”这话说到了李二妮的痛处，李二妮也知道秦克林看不上自己，心里希望自己男人多喜欢自己一点。于是，她嘴上虽还说着“人家劳动是享受，我不能劳动就受苦”，可神色已经有了松动。申纪兰又找到秦克林，跟他说要支持李二妮下地，秦克林答应劝说李二妮。第二天一早，李二妮真的来了。李二妮的到来，让妇女们都轰动了。当天，申纪兰就让村广播把李二妮下地的事广播了一遍，并且大大表扬了她一番。紧接着，全村妇女受到鼓舞，自然而然也就都下地了。为了方便妇女劳动，申纪兰还办了个托儿所，找了个老太太，把孩子们看住，腾出劳力。可大家锄了三天麦子之后，新的问题又来了：不管干的多好，那时候十分算一个劳动日，两个妇女劳力只能算一个男劳力，所以妇女辛苦一天，还是只能记五分。妇女们一看还是老样子，有人就不愿意下地了，说还不如在家纳鞋底哩，纳一对鞋底还能挣三升米。申纪兰反复给妇女们做工作，劝说大家，“就是纳鞋底挣上米了，谁看起你了?还是劳动光荣。都是个人，妇女怎么不行啊!”可是说不通这些善于“算计”的家庭妇女，没有办法，申纪兰就和吕桂兰、张雪花等先进分子硬着头皮干，下定决心要做出个样子，让其他人都看看。

　　机会很快就来了。那时候种麦子要先耙地：一个人牵着牲口，一个人蹬耙，一般是男人蹬耙，妇女牵牲口，男人挣十分，妇女挣五分。有一天，张雪花和马玉兴耙地，张雪花牵着牲口，马玉兴蹬耙。耙了一上午，张雪花也不累，就问:“我能不能蹬耙?”耙地是个技术活儿，用对了劲才能把地耙平，马玉兴问她：“不怕摔下来?”张雪花说不怕，下午，两人就换了一下，雪花上了耙。刚开始张雪花找不对这个重心，前后左右晃悠，蹬得不稳。但也仅仅过了一会儿，她就掌握了技巧，耙也走稳了，身子也不晃了。从地里回来，高兴的张雪花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申纪兰，到夜里申纪兰和张雪花去领工票时，记工员还想给她记五分。张雪花说了自己蹬耙的事，马玉兴也夸她地耙得不赖。申纪兰忙说，这工就该记成一样。宋金山也说：“记成一样呗，那还怎么记?”就这样，妇女张雪花和男人马玉兴第一次记成一样的工分——十分。

　　这可不是简单的十分。这个小小的举动，仿佛历史的定格，从此掀开了中国妇女命运的新篇章。这个“十分”从小山沟里出发，波及全山西，全国，乃至全世界，影响了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以及可以想到的现在和未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女性。平等的人生机遇和工作待遇，给了女性源源不断的底气。

　　“十分”这件事以后，妇女们知道，只要能干技术活，干得好技术活，就能跟男人挣一样工分，下地的积极性就都提高了。但要想这个个别事件改变人们的观念，成为规章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久后，申纪兰找到了党支部宋金山、王周则，提议妇女和男人们搞三场竞赛，看看到底谁干的好。支部同意之后，申纪兰立刻大刀阔斧地组织起来。第一场竞赛是往地里撒肥。以往男人撒肥计十分，妇女只能计七八分。比赛一开始，申纪兰号召大家把地划成行，一行一行往里撒，保证又匀又实。大家跟着照办，不到晌午，妇女就干完了这块地。而男人们是干一干，歇一歇，抽袋烟，到晌午还没干完。这第一场，申纪兰和雪花、桂兰都是十分，二妮记了七分。第二场比赛是间苗。间苗是个细活儿，男人们蹲下，一会儿就腰酸腿麻，想快也快不了。到最后一算，男人们干一天挣八分，女人们挣到十分，有的还到了十一分。第三场比赛也是一样，都是这群勤快的妇女们胜出。

　　竞赛结束后，党组织就规定：无论男女，干活挣到了就给你记十分。挣不到的，就是体力不行、技术不行，或不按时上工。

　　这个制度，叫做男女同工同酬。

　　申纪兰曾说过：“我带领妇女同工同酬，就是这个决心，为妇女争口气。我们妇女是个人，为什么不能当人待?我觉着问题的关键，也不是男人和妇女对立，主要是封建思想。为什么那小妇女还得给她裹住脚?就把妇女不当成人?我觉着解决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个小事情。我们就要为半边天争光、争气，要是妇女不给妇女争光，你代表什么妇女?旧社会不把妇女当成人，男人就能到县里，妇女只能到院里。现在共产党多好啊，妇女不单到院里，也能到省里头了，这就行了。男劳力也不都是一样的，也有软弱的，也有没劲的，他们都挣十分也不公道。我们只能挣少分也不公道，所以就是为了这个不公道，才争取同工同酬。理不辩不明，同工同酬为了个甚?是说妇女有能力，也能干男人的活儿，要尊重妇女。”

　　男女同工同酬和合理的“六定一奖”(定劳力、定耕作面积、定耕牛农具、定农家肥、定产量指标、定工分报酬，超产奖励和欠产扣减)计酬办法，大大激发了西沟社员的热情和干劲。不仅粮食亩产增加了，西沟人还在4千米长滩和7条大沟内修筑疏洪大坝一万多米，修筑涵洞一千余米，修筑拦洪坝、谷坊800余座，修造梯田900亩，沟滩造田500亩。他们肩挑车推，动用土石方250多万立方米，打造出了美丽的崭新家园。

　　1952年，长治地委召开互助合作会议，介绍妇女工作经验，县委书记李琳推荐申纪兰参加，从没出过远门的申纪兰，骑上驴，和马玉兴一起，早晨出发，下午到了长治。会上，李琳安排申纪兰讲讲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过程。申纪兰从自己被选为副社长，到发动妇女参加劳动的过程说了一遍，足足在台上说了一个多小时。刚开始，申纪兰还有点紧张，后来慢慢就讲出了自己的情感，当她说到：妇女争取到同酬以后，男人们也开始关心起妇女来了，合作社的妇女干部也多了。男人也说，妇女下地也得注意身体，不能累坏了。妇女参加了劳动，在家里也有地位了，李二妮参加劳动，秦克林还给她做了件新衣裳;张雪花以前在家经常受气，现在他男人见人就说，过去雪花是个吃闲饭的，现在成了家里的宝贝了;自己婆婆也说，从前是指望老汉活哩，现在离了纪兰可不行，今年婆婆给她做了两身新衣裳，还缝了一条花褥子。当她说到我们妇女解放了，发动妇女同工同酬，也不容易，同工同酬要没有党的培育党的领导也不行等等结论时，会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会议结束后，当时在场的记者蓝邨怀着激动的心情，写出了长篇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专版发表了这篇通讯，报道了她们的事迹。申纪兰成为现代中国农村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第一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申纪兰和她所倡导的同工同酬从此走向全国。“男女同工同酬”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以李顺达、申纪兰为代表的西沟人，经过合作社十几年的治山治沟，拦洪筑坝，绿化山林，从一棵苹果树栽起，终于把曾经贫瘠的西沟变成了绿色西沟。1955年，毛泽东主席特意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中介绍西沟的文章写了编者按，指出：这个合作社办了3年，变成了一个包括283户的大社。……由于大家的努力，3年功夫，已经开始改变了面貌。劳动力的利用率，比抗日以前的个体劳动时期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十点六，比建社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一，这个合作社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能够大量增产，为什么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不能够更加大量地增产呢?

　　1953年初，申纪兰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4月，她被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又一次骑着驴，换乘火车，走出家门，走出西沟，走出长治，走到北京，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6月，申纪兰还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走出国门，出席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现在的西沟展览馆里还保留着几张申纪兰参加妇女大会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穿一袭旗袍，细眉弯弯，端庄典雅里透着几分羞涩，眼睛很亮，神情虔诚。那份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从1946年至今，伴随着西沟的腾飞发展，延续了70多年，一直如星光一般，闪烁在申纪兰的眼睛里。1954年，申纪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25岁第一次当选至2020年，她是唯一连任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基本上她每一次的提案，都和农业农村有关。比如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935号建议：要珍惜和爱护每一寸土地的建议;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615号建议：关于整合归并惠农扶贫补贴项目的建议;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422号建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建议等等。历年来，申纪兰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改革先锋”等称号，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切接见过她。2009年5月25日，习近平同志为她题词“太行精神光耀千秋，纪兰精神代代相传”;2019年，申纪兰还和钟南山等人一起，获得了“共和国勋章”。

　　但是，几十年来，不管到哪里，不管担任任何职务，不管获得了多少荣誉，申纪兰始终强调，“我的户口在农村，我的单位在西沟，我的身份是党员，我的级别是农民”，保持着最朴素的精神风貌。1973年，她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筹备委员会主任，此后一直担任省妇联主任到1983年。在此期间，申纪兰坚持“不领工资、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坐专车、不要住房、不脱离农村”的原则。妇联让她填表转户口，她不填;给她准备了住房，她不住;给她准备了公车，她不坐。第一次在太原只待了半年就回到了西沟，坐长途车，从太原到长治，从长治到平顺，最后再走回西沟。她说，当回到西沟，脚踩进土地时，感觉自己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于是，申纪兰认定，自己就属于这方土地这方人，根本离不开西沟。等回到妇联，她立刻申请不要职务，要回到西沟。省委领导无奈之下，最后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案：申纪兰可以回到西沟劳动，但同时还要继续担任省妇联主任。要知道，假如申纪兰留在妇联乃至前往更高级别的部门工作，个人发展都会比在西沟做一个农民强太多。但申纪兰就是坚守着农村本色，始终没有离开脚下热爱的土地，始终带领着西沟村奋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沿。从她来到西沟并学习了接生技术后，西沟三代人都是她亲手接生的。她是真真切切地把自己融入了西沟的山水间，而西沟的每一个人、每一条沟、每一棵树、每一棵草、每一朵花也同样都认得她，都热爱着她，这个永远有劲头的热气腾腾的大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席卷全国的农村改革大潮，申纪兰带头在西沟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村经济总收入、粮食产量、人均收入均有大幅度提高。申纪兰自己出差办事，给村里联系业务，始终坚持坐班车，或者搭顺风车，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便宜的饭。为村里打井、办事贴了很多钱，她从来也没有报销过一分钱。她的住处，常年开着大门，大家可以随时来找她反映问题。而申纪兰最著名的故事，就是丢碗，因为她总是吃着饭便有人找，就端着碗出去解决问题了，边吃边说，走哪碗就丢到哪，不知道丢了多少碗，也不知道就这样解决了群众的多少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申纪兰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带领群众发展生态经济、绿色经济，创办扶贫工厂，着力推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2013年，为响应国家号召，西沟村关停了污染企业，开始走一条发展绿色经济的道路。光伏大棚、香菇种植、土布刺绣、观光旅游、森林休闲、田园采摘、农产品开发等产业欣欣向荣。近几年，西沟村更是顺应国家发展经济的政策，造林绿化总面积达到了25000亩，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已建成观光旅游、森林休闲、田园采摘、农产品开发四大园区，成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中国西沟”“凤毛麟角”“麒麟玉标”以及富有民族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意义的大型浮雕壁画相继完成，果汁、矿泉水生产线、酒店等产业也相继建成。这些都成为西沟村品牌化经营、打造名牌产品、推动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西沟村已经初步形成了建筑建材、冶炼化工、农副产品加工和外向型企业为主的新格局，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更难得的是，多年来，西沟村村委一直对群众承诺“不让一户群众住危房，不让一个群众看不起病，不让一个学生上不起学，不让一个家庭生活在贫困中”。西沟村里电、水、种子、化肥、农药、子女上学、科技服务等适当减免费用，统一管理，实现了“少有所教、老有所养、人有所干、病有所看、乐有所从”，在太行山区乃至全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这份对党忠诚、信念坚定、不怕困难、勇于进取的精神，不仅成就了西沟的蓬勃发展，还辐射着周边乃至全国各省市，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2020年6月28日凌晨，申纪兰在山西长治逝世，享年91岁。她经营一生的西沟，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了白云深处的美丽人家。从过去的荒山植树造林、打坝造堤，到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申纪兰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带领西沟的干部群众一直走在前头。她虽然已经离去，但她的精神一直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她的精神感召下，数以万计的第一书记在农村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在她的精神感召下，全国无数共产党员全力奔赴乡村振兴这个新的战场;在她的精神感召下，充满希望的中国田野上，每天都在以最快的速度，发生着崭新的、美好的奇迹!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