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各族人民积累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孤立存在，反而是经常处于交融聚合的共享状态，无论是神话、民间故事、史诗、传统节日，还是各类手工技艺、游艺体育、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大多已成为中国多民族共享的生活内容与文化实践，它们不仅培育着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滋养着共同的价值理念，也塑造着共有的历史观、文化观和审美观。

　　桑干河是朔州主要大河，朔州段全长150公里，桑干河途经朔城区、山阴、应县、怀仁及大同县、阳高县，东流入河北省的官厅水库。朔州位于东经111°50′至113°50′，北纬39°05′至40°09′，在山西省北部，一墙之隔便是内蒙古。朔州的历史脉络深深镌刻着各民族交汇与融合的印记。距今约2.8万年的“峙峪猎马人”发明了弓箭，到历史上匈奴、鲜卑、敕勒、柔然、沙陀等十余个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在此地历经数千年的军事、政治交锋与文化交融，最终取长补短，共同创造了灿烂而独特的区域民族文化。朔州现存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国家级项目6项、省级项目28项、市级项目267项。像高亢的大秧歌，精巧细腻的剪纸工艺，展示万千故事的绳编技艺等非遗瑰宝，不仅记录着边塞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更成为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载体。

　　一、秧歌戏：集体展演中的情感共鸣与认同建构

　　朔州秧歌戏于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它形成于明末清初，发展于清末民初，兴盛于解放初期。朔州秧歌戏是由街头表演的“踢鼓秧歌”演变而来，而“踢鼓秧歌”又是属于山西地区广泛流传的“土滩秧歌”的一种。作为一种民间舞蹈，朔州踢鼓秧歌在广场、街道、庭院表演，因特色动作得“踢鼓”的名字。朔州地处游牧和农业的交界处，其秧歌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粗犷豪放的气质，这正是民族融合的体现。

　　秧歌戏的演出往往以村庄、社区为单位，民间爱好者也会自发组织演绎，演员多为本地民众，观众也以本地亲朋好友、戏曲爱好者为主，是一种“演给身边人看、讲身边的事”的剧目，非常“接地气”。这种演出模式打破了舞台与生活的界限，使艺术成为普通民众集体情感的宣泄与凝聚的载体。老百姓在共同观看、共同喝彩、共同回味的过程中，不仅共享了文化体验，更是潜移默化地强化了命运共同体的归属感。值得注意的是，朔州秧歌戏在历史上吸收了蒙古族、满族等民族的音乐与表演元素，如朔州秧歌戏中的《王小赶脚》《牧牛》等剧目都借鉴了晋北道情的表现形式，而《教子》《日月图》等剧目吸收了北路梆子的艺术特色，踢鼓秧歌舞蹈服饰中的民族纹样，均体现出了多民族文化互鉴的痕迹。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在长期共同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艺术表达。通过秧歌戏的传承与创新，朔州民众在艺术实践中不断重温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历史记忆，在情感层面也加深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剪纸：生活叙事中的文化记忆与认同传承

　　朔州剪纸是晋北民间美术的重要代表，以其粗犷质朴、寓意吉祥的风格著称。剪纸作品常用于春节窗花、婚庆装饰、祭祀仪式等生活场景，承载着祈福纳祥、伦理教化、历史叙事的多元功能。题材涵盖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民俗生活、自然景物等，如朔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朔城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嵋屏的剪纸作品《锦绣中华》，以一个中心和花团锦簇的牡丹花围绕四周为主图案，寓意全国56个民族56朵花，充分彰显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休戚与共、协同发展的共同体特质。

　　剪纸的传承多依托家族的代代相传，女性往往是主要创作者与传授者。在母女、婆媳、邻里之间的技艺传递中，延续的不仅仅是剪纸工艺，更传承了与之相关的故事、习俗和价值观。这是一种“以艺传情、以图叙事”的方式，使剪纸技艺成为跨越年代和不同民族的文化纽带。从文化融合的角度看，朔州剪纸在纹样与题材上亦体现出多民族交融的特征。例如，李嵋屏的作品《五福临门》融入了蒙古族喜爱的云纹以及汉族传统的莲花、牡丹等图案，形成独特的视觉语言，《石榴结籽心连心 中华民族一家亲》剪纸作品，更是强调了“石榴籽精神”多元一体、守望相助、命运与共、文化共享的涵义。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些图案不仅是装饰，更是文化认同的符号，在日常使用中不断唤醒人们对共同生活的感知。剪纸是一种“无声的叙事”，在剪与刻的对话中，连结起了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多元的文化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细腻而绵长的文化滋养。

　　三、绳编技艺：联结传统与现代的共同体实践

　　在桑干河流域上游的文化土壤中，朔州市绳编技艺以其编制技艺与联结意向，从一门古老的民间手工艺，演化为凝聚社区情感、促进文化交融、构筑认同共识的民族融合实践技艺。绳编技艺在朔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早期主要用于编织生活用具，如粮囤、筐篮等，后逐渐发展为兼具实用与艺术性的民间工艺品。朔州绳编以麦秸、柳条、麻绳等本地材料为主，编织技法多样，纹样丰富，体现出了北方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绳编技艺以其材料所带来的坚韧的物理特性与“联结”“团结”所表现的文化象征，成为构筑生活共同体的独特载体。

　　朔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非物质文化遗产“绳编”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王荣花深信传承的重要性，她认为传承“需要从娃娃抓起”。她积极在朔州市图书馆、社区等场所开设非遗课程，通过亲手指导编绳，在青少年心中播撒文化认同的种子。同时，她通过“非遗赶大集”、博物馆展示等活动，让绳编走进寻常百姓家。她的作品和技艺还吸引了来参加“海外融媒走读朔州”活动的国际友人，让绳编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这种全方位的传承方式，把大家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可以让公众共同参与的社会网络。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有力增进了成员间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最终，共同体的构建体现在地域文化认同的升华之中。以王荣花的绳编作品为例，融合“年文化”元素与地方元素的《春兔》作品，为家中增添了“红火吉祥的气氛”。这些创作植根于朔州本地的民俗生活，本质上是对“祖辈传下来文化种子”的守护。当这些承载着地方情感记忆的作品，通过传习、展示、交流等活动，从个人工作室走向图书馆、博物馆、文博会时，其意义便发生了深刻转化。它们不再仅仅是个人手艺的结晶，而是转化为代表地域文化、可被共享的文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文化自觉、社区的集体参与以及国际友人对地方性文化的认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归属意识与自豪情感。

　　四、结论

　　朔州秧歌戏、剪纸与绳编技艺的实践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创造力。通过艺术展演、生活叙事与共同体验三种路径，表演者能将抽象的民族文化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承的文化实践，在日常生活中悄然筑牢命运共同体的情感根基。非遗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关键在于实现“活态传承”与“创新转化”。桑干河畔朔州市的非遗历史发展提示我们，应尊重非遗的生活属性，支持其在社区、家庭、节庆等自然场合中延续生命力，同时鼓励非遗与当代教育、文创产业、公共文化服务相结合，使其在创新中保持凝聚力，在开放中增强认同感。未来，桑干河流域乃至更广泛的多民族地区，可进一步挖掘非遗的共同体价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持久而深沉的文化支撑。

　　【本文系“关于将桑干河流域线性文化遗产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对策建议(2025JCZB17)”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各族人民积累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孤立存在，反而是经常处于交融聚合的共享状态，无论是神话、民间故事、史诗、传统节日，还是各类手工技艺、游艺体育、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大多已成为中国多民族共享的生活内容与文化实践，它们不仅培育着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滋养着共同的价值理念，也塑造着共有的历史观、文化观和审美观。

　　桑干河是朔州主要大河，朔州段全长150公里，桑干河途经朔城区、山阴、应县、怀仁及大同县、阳高县，东流入河北省的官厅水库。朔州位于东经111°50′至113°50′，北纬39°05′至40°09′，在山西省北部，一墙之隔便是内蒙古。朔州的历史脉络深深镌刻着各民族交汇与融合的印记。距今约2.8万年的“峙峪猎马人”发明了弓箭，到历史上匈奴、鲜卑、敕勒、柔然、沙陀等十余个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在此地历经数千年的军事、政治交锋与文化交融，最终取长补短，共同创造了灿烂而独特的区域民族文化。朔州现存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国家级项目6项、省级项目28项、市级项目267项。像高亢的大秧歌，精巧细腻的剪纸工艺，展示万千故事的绳编技艺等非遗瑰宝，不仅记录着边塞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更成为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载体。

　　一、秧歌戏：集体展演中的情感共鸣与认同建构

　　朔州秧歌戏于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它形成于明末清初，发展于清末民初，兴盛于解放初期。朔州秧歌戏是由街头表演的“踢鼓秧歌”演变而来，而“踢鼓秧歌”又是属于山西地区广泛流传的“土滩秧歌”的一种。作为一种民间舞蹈，朔州踢鼓秧歌在广场、街道、庭院表演，因特色动作得“踢鼓”的名字。朔州地处游牧和农业的交界处，其秧歌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粗犷豪放的气质，这正是民族融合的体现。

　　秧歌戏的演出往往以村庄、社区为单位，民间爱好者也会自发组织演绎，演员多为本地民众，观众也以本地亲朋好友、戏曲爱好者为主，是一种“演给身边人看、讲身边的事”的剧目，非常“接地气”。这种演出模式打破了舞台与生活的界限，使艺术成为普通民众集体情感的宣泄与凝聚的载体。老百姓在共同观看、共同喝彩、共同回味的过程中，不仅共享了文化体验，更是潜移默化地强化了命运共同体的归属感。值得注意的是，朔州秧歌戏在历史上吸收了蒙古族、满族等民族的音乐与表演元素，如朔州秧歌戏中的《王小赶脚》《牧牛》等剧目都借鉴了晋北道情的表现形式，而《教子》《日月图》等剧目吸收了北路梆子的艺术特色，踢鼓秧歌舞蹈服饰中的民族纹样，均体现出了多民族文化互鉴的痕迹。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在长期共同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艺术表达。通过秧歌戏的传承与创新，朔州民众在艺术实践中不断重温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历史记忆，在情感层面也加深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剪纸：生活叙事中的文化记忆与认同传承

　　朔州剪纸是晋北民间美术的重要代表，以其粗犷质朴、寓意吉祥的风格著称。剪纸作品常用于春节窗花、婚庆装饰、祭祀仪式等生活场景，承载着祈福纳祥、伦理教化、历史叙事的多元功能。题材涵盖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民俗生活、自然景物等，如朔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朔城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嵋屏的剪纸作品《锦绣中华》，以一个中心和花团锦簇的牡丹花围绕四周为主图案，寓意全国56个民族56朵花，充分彰显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休戚与共、协同发展的共同体特质。

　　剪纸的传承多依托家族的代代相传，女性往往是主要创作者与传授者。在母女、婆媳、邻里之间的技艺传递中，延续的不仅仅是剪纸工艺，更传承了与之相关的故事、习俗和价值观。这是一种“以艺传情、以图叙事”的方式，使剪纸技艺成为跨越年代和不同民族的文化纽带。从文化融合的角度看，朔州剪纸在纹样与题材上亦体现出多民族交融的特征。例如，李嵋屏的作品《五福临门》融入了蒙古族喜爱的云纹以及汉族传统的莲花、牡丹等图案，形成独特的视觉语言，《石榴结籽心连心 中华民族一家亲》剪纸作品，更是强调了“石榴籽精神”多元一体、守望相助、命运与共、文化共享的涵义。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些图案不仅是装饰，更是文化认同的符号，在日常使用中不断唤醒人们对共同生活的感知。剪纸是一种“无声的叙事”，在剪与刻的对话中，连结起了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多元的文化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细腻而绵长的文化滋养。

　　三、绳编技艺：联结传统与现代的共同体实践

　　在桑干河流域上游的文化土壤中，朔州市绳编技艺以其编制技艺与联结意向，从一门古老的民间手工艺，演化为凝聚社区情感、促进文化交融、构筑认同共识的民族融合实践技艺。绳编技艺在朔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早期主要用于编织生活用具，如粮囤、筐篮等，后逐渐发展为兼具实用与艺术性的民间工艺品。朔州绳编以麦秸、柳条、麻绳等本地材料为主，编织技法多样，纹样丰富，体现出了北方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绳编技艺以其材料所带来的坚韧的物理特性与“联结”“团结”所表现的文化象征，成为构筑生活共同体的独特载体。

　　朔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非物质文化遗产“绳编”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王荣花深信传承的重要性，她认为传承“需要从娃娃抓起”。她积极在朔州市图书馆、社区等场所开设非遗课程，通过亲手指导编绳，在青少年心中播撒文化认同的种子。同时，她通过“非遗赶大集”、博物馆展示等活动，让绳编走进寻常百姓家。她的作品和技艺还吸引了来参加“海外融媒走读朔州”活动的国际友人，让绳编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这种全方位的传承方式，把大家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可以让公众共同参与的社会网络。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有力增进了成员间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最终，共同体的构建体现在地域文化认同的升华之中。以王荣花的绳编作品为例，融合“年文化”元素与地方元素的《春兔》作品，为家中增添了“红火吉祥的气氛”。这些创作植根于朔州本地的民俗生活，本质上是对“祖辈传下来文化种子”的守护。当这些承载着地方情感记忆的作品，通过传习、展示、交流等活动，从个人工作室走向图书馆、博物馆、文博会时，其意义便发生了深刻转化。它们不再仅仅是个人手艺的结晶，而是转化为代表地域文化、可被共享的文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文化自觉、社区的集体参与以及国际友人对地方性文化的认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归属意识与自豪情感。

　　四、结论

　　朔州秧歌戏、剪纸与绳编技艺的实践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创造力。通过艺术展演、生活叙事与共同体验三种路径，表演者能将抽象的民族文化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承的文化实践，在日常生活中悄然筑牢命运共同体的情感根基。非遗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关键在于实现“活态传承”与“创新转化”。桑干河畔朔州市的非遗历史发展提示我们，应尊重非遗的生活属性，支持其在社区、家庭、节庆等自然场合中延续生命力，同时鼓励非遗与当代教育、文创产业、公共文化服务相结合，使其在创新中保持凝聚力，在开放中增强认同感。未来，桑干河流域乃至更广泛的多民族地区，可进一步挖掘非遗的共同体价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持久而深沉的文化支撑。

　　【本文系“关于将桑干河流域线性文化遗产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对策建议(2025JCZB17)”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